有了这笔钱，我就用80万元在门头沟买了一套自住房，还买了一辆车。最后还余下10万元。于是我又东挪西借了一点，凑够15万元的首付，买了我的第四套房子。

　　我手上没有留钱的习惯，可能和福建人的性格有关吧，不会让自己过得太舒服。我的现金流甚至都没有超过1万元的，一直在流转。买房买车的事情都是在2009年办完的，第二年就开始限购了。

　　现在我有三套房子的贷款要还，总额230万元，每个月要还款1.5万元左右。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对风险乐观的人，如果碰到问题无法还贷款，那我就卖掉房子。我想给我半年时间总能卖出去，但这半年的压力换来的却是长远的利益和机会。

　　3～5年后，我会卖掉一套房子，那时我也有45岁了，生活形态已经确定。这套房子卖掉，我就会咸鱼翻身把贷款还完，进入一个真正稳定的阶段。50～55岁左右我会卖掉苏州那套房子，大概能挣到100万元左右吧，可以负担我未来20～30年的生活。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一年五六万元就够了，真正花给自己的只有1万多元，剩下的就是一些交际费用，还有就是带家里老人去玩。

　　还有一套房会留给我姐姐，当初她给了我很多资助，如果我有孩子也会给他留一套。在我生命的最后的5年，会卖掉最后一套房子，搬到城里去住，过我最后的生活。再剩下的就是遗产了。

　　有趣的是，当我卖掉第一套房赚了100万元，比我在北京10年的辛苦工作所得都多;当我拥有四套房的资产，我所获得的尊重也比10年真诚待人、勤勉工作得到的都多。人们喜欢用结果来衡量价值，不管里面有多少偶然多少艰辛。但这并不让我沾沾自喜，反而使我对普世的价值尺度更加失望，促进了对人生下半场的思考。

　　这10年我一边追逐一边在困惑。我人生的上半场，都在被推动着去追逐功利，想着进攻和夺取，想着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而不是如何奉献社会。人们追逐的是财富而不是价值，追求的是时髦而不是创新。人心有多乱，看微博就知道。我后来做到了企业的高层，看到了那些精英的真实状态。他们的成功包含了很多机会主义的成分，被欲望的扩张支持，有伤害也有侵犯。这些人们仰视的高端人群，他们的身家过亿甚至几十亿，我却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很脆弱，缺乏安全感，对事情的判断没有智慧，也没有坚实的价值观。

　　有一天，我躺在宾馆的床上想起王维的一句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于心。”我突然发现，其实“潜规则”才是让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整个社会看不到一种坚定扎实的价值观。我们总是以得到来衡量价值，不知道奉献才具有更永恒的价值，现在说我要奉献就像说我是个傻瓜一样羞于启齿。很多道理并不难懂，难的是真正放下，切实去做的人太少。

　　如果这一切思考与动作都是未雨绸缪，那么发生在我40周岁生日之前的一场车祸，像一声尖锐而真切的中场哨音，告诉我人生的上半场结束了。所有的城池争夺、组织抢攻，尝试、谋划、悬念，都在瞬间终结。人们都小心地不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大家各有想法，但与我无关。对我来说，这一场撞击把之前的纠结都一下子引爆，又打散了、打醒了。我更加确定了“无常”，也更加不信任普世的成功学、价值观。

　　我发现原先追逐的那些名利上的东西，相对于生命个体来说没什么意思，那么，我是不是该为生命本身做些事情?

　　功利与奉献两条道路我需要选择一条。也许人生重新来过，我会让两者合一，但我想圣人和英雄不可兼得。英雄是成就自我，圣人则是普度众生。我们不可能同时扮演圣人和英雄。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的话，人到老年，我更愿意选择去做公益服务社会，而放弃我那纠结的职业生涯。

　　我开始真正身体力行“放下”，放下还在奋斗中的老领导、老同事以及刚起步的事业。我把车转让给朋友，每天4小时公交车往返于城市与郊区。我换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做支持中医传统文化传承的公益平台，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思考的归宿。中医既体现了精深的东方思维哲学，又能救人疾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学。我们希望能做一些小事贡献于传统文化的复兴重建，相信正向的积累，跬步可益千里。我还在帮助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春节前组织了义卖和捐助，为他们募集了20万元的资金。

　　现在的工资比以前少一点，但在公益行业里已经很优厚了，加上房子出租所得，支付房贷月供和简单生活，余出一点刚好够每年带老人去做一两次旅游和其他人情所费，仍然是个“月光族”。

　　“老”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身体机能的衰退，劳动生产力降低，社会现场疏离，内心孤独脆弱，其实就是个人价值的减退。但我们总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些什么，寻找另一种贡献社会的价值点，给下一代和社会以正向的价值示范，还可以培养自己的文化情趣。老有所养，不是要有孩子养、有钱养，是要有德养、有情趣养。基金会人手少工作并不轻松，要做大量的基础建设还要考虑未来发展，业余时间我还帮一个老中医学人做书，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也是学习。我还坚持每天中午去学1小时古琴，每周去上1～2次游泳课，仿佛有种重生感觉。

　　朋友问我还会不会换工作，怕不怕失业。我说，这应该是我最后的事业。行善是不会失业的，如果善事都被做尽，岂非人间大善。如果有一天它不再需要我，那就卖掉房子去做一个旅行者，体味不同水土与人生，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信息对接到城市里来，相信爱的市场供求永远都不会消失。

　　(受访者：Snow，42岁，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昂贵与便宜

　　我有一个小院子，大概20平方米，种了几十种植物，有柿子树、红果树、丁香、梨树，还有月季、雏菊，能吃的有芝麻菜和藿香。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是我从北京奥运公园里采了种子，撒在土里就生根发芽了。

　　空闲的时候，我愿意坐在院子中间，侍花弄草，看万物生长。我妻子问我，为什么不把树都种起来，别人家的院子已经很茂密了。生命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更愿意慢慢地观察，不断调整品种。就像所有的爱好一样，园艺的重要性也在于“折腾”，而且要能持续地“折腾”。

　　我今年45岁，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做建筑师也已经20多年。将来退休了，我最开心的，就是能有更多的时间摆弄花园。

　　去年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找出了以前的一份商业保险。这份保险是20年前刚工作时买的，寿险与医疗保险捆绑在一起。但是由于医疗险耽误了缴费，保单已经终止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寿险续费还可以生效，但是医疗险则不行。于是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误区我原以为医疗保险会一直延续，但实际是有期限的，恰好在你需要的时候，它终止了。

　　这时候，我开始关注自己的养老问题。中国的传统是靠子女和家庭养老，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契约。但是现在大部分家庭是独生子女，这种结构就使养儿防老难以为继，尤其是对我们这种“丁克”家庭，更要未雨绸缪了。

　　养老，就是考虑未来的生活状态。我首先想到的是，再过10年20年后，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哪些是我现在需要而将来不需要的?哪些资源是将来所必需的?这些必需品的价格是更便宜了还是更贵了?

　　比如现在，我们的居所可能需要与城市和娱乐更近，但以后我要离医院更近一些，离自然要近一些。随着年龄增长，田园生活对我更有吸引力，这也是我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我将来依旧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工作中，我常会接触建筑工人和装修师傅，我发现他们年龄都比较大，30多岁已经是年轻的了，甚至没有技术的小工年龄都很大。因为这个行业太辛苦，年轻人不愿意干，而且父辈也不希望子女再去干体力活。

　　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未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会减少，家政、医疗服务的问题可能会更突出，人工会更贵。其实现在保姆的工资已经涨了很多，更不要说月嫂了。另一方面，资源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中国有很多资源成本并没有计算到GDP中，比如水5～6元/吨，用的时候我都有负罪感，确实太便宜了。现在的生活在透支未来，将来这些资源的价格一定会涨起来。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未来我们的生活环境可能会发生逆转：充裕的会稀缺，廉价的会昂贵，容易的会困难，而那些现在高高在上的则会变得平易近人。我想，未来生活成本的构成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了。比如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房子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但也许未来房子会很便宜，而且很充裕，甚至由于开征房产税，大房子开始成为人们的负担，人们也不再期望房价上涨了。没人觉得非要买房子、买了就会升值。

　　这种变化也包括我的职业角色，我们这个行业也会逐渐走下坡路。现在北京的塔吊也越来越少了，房地产行业将逐渐夕阳化。建筑师可能会逐渐过剩了，我自己会不会坐在冷板凳上?

　　等我们真正退休的时候，也许面临的是一个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这是我们这代人需要面对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未来，我想找个性价比更合适的地方养老。我们曾经去加拿大办过技术移民，其实没想清楚去干什么，就是想去玩玩。我发现这种移民政策设计得有道理，他让我在那儿待三年，但如此一来我在国内的生活、工作、职业、关系就都要断掉了，我只能把重心放在加拿大了。这种“移民监”对我们来说没法接受，毕竟中国还有父母和工作，都放不下。于是我们就没有坚持下去。不过我确实很喜欢温哥华，像个小天堂，尤其是住了一个月后，身心全部放下来。清新的自然环境，单纯的人文氛围，节奏更慢，可以停下来欣赏身边的风景。

　　最终放弃移民和我的职业有关，建筑师在那边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事实上，对搞建筑的人来说，没有比中国更大的舞台了。换一个角度，如果那几年时间放在了国外，我们也不会在国内投资房子，从而错过了一轮财富升值的机会，无异于几年白干。

　　对于我们这样的“丁克”家庭，未来的选择会简单一些。很多朋友移民是为了子女教育和前途，而我们没有这种压力，完全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需要。所以我更愿意选择“半移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度假和定居结合起来。目的地跨纬度不跨经度，比如东南亚一些地方，也就是飞上两个海南的距离，上午走下午到，可以住几个月，往返非常容易。在中国逐渐昂贵和稀缺的资源，在这些国家可能会依旧便宜，医疗服务也好。此外，与美国、加拿大不同，这些国家不是全球征税，我可以国内挣钱国外花。

　　综合这几点，我觉得这种跨纬度的“半移民”还是值得探索的，成本也比西方国家要低，文化更容易亲近。

　　对于财富的积累而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前几年，房子和人民币都在升值，大家的感觉挺好，但是很多事情就在不知不觉中逆转了，有可能几年后资产增值变慢，或赶不上通货膨胀，人民币又迅速贬值。

　　现在没有风险小的投资品种，拿着货币则被通胀吞噬，投资房产则流动性差，上涨的时候买不到，下跌的时候卖不出去。什么是价值之锚呢?我也不知道。如果以股票为价值的锚，货币就是有风险的。如果参照的是茅台股票，那么房产和货币就一直在贬值。我们往往觉得刻舟求剑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投资上大家都在刻舟求剑。所以我只能在房子、美股、A股、保险上都兼顾着。

　　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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