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普通的工人之家来说，养老金不仅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也成为他们与体制发生关系的关键节点。在上一轮国企改制与下岗潮中，他们几乎成为被体制所遗弃的群体，现在，他们害怕再次被甩下。“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儿，工厂辉煌的时候当学徒，出工之后没几年工厂就垮了，可已经错过了下海闯荡的年纪，等孩子上了学，又赶上物价飞涨，像是一直被甩来甩去，永远也跟不上社会的节奏。”马二的话虽然多少有些抱怨的成分，但却代表了大部分“50后”、“60后”一代人的现实处境。从某种程度上讲，退休，是他们与公共政策最后的链接。

　　濮阳，小城里的资源级差

　　我们采访的第三个家庭来自河南濮阳市，确切地说，是濮阳下辖的清丰县，一个有6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标准的三线小城。

　　上个月，王蒙从河北上班的公司辞职回到了老家。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她就一直辗转在私企工作，对于未来的养老问题看得很淡，相比大家热议的退休金，她更看好商业保险。“就当是一种远期投资，养老主要还是得靠自己。”可是，回到老家后，她才发现像她这样想的人并不多，甚至不少同龄人，判断眼下工作好坏的标准，已经涵盖了20多年后的退休金能有多少。对于小城居民来说，养老制度的风吹草动已经进入了年轻人的视野。

　　王蒙的妹妹大学刚刚毕业，现在是县城一家保险公司的临时工，期待着能够尽快转正，就可以享受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祖辈和父辈们的经历，都在验证着一个道理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就能够获得更大更稳定的回报。现行的养老金双轨制，在这个三线小城家里，表现得更明显。

　　王蒙的爷爷当年在县城供销社工作，属于事业单位性质，1997年退休的时候，每月就能领到1000元出头;而奶奶几乎同时从纺织品公司退休，退休金却只有200元，是爷爷的1/5。现在，爷爷的退休金涨到2000多元，最近8年，国家连续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奶奶的退休金在连续猛涨8年之后，终于接近2000元。

　　对体制内外有别感触更明显的是王蒙的爸爸。今年50岁的王爸爸，以前在县商业局下属的五交化公司上班，1993年，五交化公司倒闭后，调到兄弟单位商业物资公司任副经理，可没过多久，这家公司也破产了。变革年代里，大家纷纷托关系寻出路，有门道的人基本都调走了，可局领导没有放走王爸爸，而是把他调到县城的工业品市场去挂职。经过一轮轮政府机构改革，以前的商业局现在改成了商贸总公司，王爸爸上班的工业品市场就是商贸总公司下属的众多企业之一，它们的上级主管部门都是新组建的商务局。王爸爸离体制越来越远了，虽然公司名义上还跟政府有关联，但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不过是贡献一点微薄的门面房租金。

　　王爸爸现在每月只有900元的工资，还要扣除六七十元的养老保险。可是，现在退休的清丰县企业职工，能拿到1300元左右的退休金。也就是说，退休要比工作还要划算得多。他告诉我们，像这样的情况在县城不在少数，除了少数效益比较好的单位，退休不仅不会减少收入，还比上班时有所提高。退休老人成了县城幸福指数最高的群体。

　　王妈妈前几年从棉纺织厂下岗后，一直在舅舅开的餐馆帮忙，需要自己缴纳社会保险。与大伯和二伯一家相比，这个小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差一些，因此，王蒙和妹妹从小得到爷爷奶奶的接济也最多。一直到上大学，学费和买电脑等大额支出都是由爷爷奶奶负担。“老人成了家里的香饽饽，而且年龄越大对后代的帮助越多。”

　　王蒙的大伯和二伯一家都在银行系统工作，大伯母是县社保局的公务员，主管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发放。她可以带我们跳出这个小家庭，而以整个清丰县为观察样本。据她介绍，从1998年开始，国企破产，下岗职工增多，清丰县的社保基金开始出现缺口。不过，直到2003年之前，社保统筹还是以县为单位进行，县里可以根据上年发放的社保资金规模，来设计下一年的应缴额度，总的要求是“稍有结余”。在那之后，统筹范围扩展到全省，以省为单位，社保基金的上缴和划拨都由省里统一调配。从2005年到现在，清丰县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职工从5000多人增长到7000多人，随着标准的提高，现在每年要支出近1亿元的退休金，可另一面，社保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还是每年5000多万元的规模，另外5000万元的缺口由省里划拨。“尤其是近两年，缺口越来越大。”

　　“爷爷奶奶最满意，每次涨退休金都会高兴很久;父母这一代有些压抑，他们经历了太多不公平，开始认命了;我们年轻一代，虽然在家乡追求稳定的占多数，但毕竟选择更多了。”王蒙如此分析三代人对待养老金的不同态度。追求稳定的方法就是获得一个编制，这是县城几乎每个人都会惦记的事儿。王爸爸所在的商贸总公司，下属几十家小公司，一共1000多员工，可只有20多个人有编制。“没有编制的老员工，工资甚至不如一个有编制的毕业生多。”王爸爸无奈感慨。这种资源占有的级别差异，在消费水平不高的小城对比更加明显。

　　养老，家庭之外的探索

　　如果我们局限在家庭养老的模式来看，上面这三个家庭，基本上代表了当下中国城镇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处境受益于体制变迁的人，为未来体制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被体制所抛弃的人，则期望抓住下一次体制变迁的机会;而对于生活成本较低的小城市来说，进入体制，本身就是人们改善生活的最有效方式。

　　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小家庭制、养老主要靠社会保障体系，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和主流。研究家庭养老问题的专家曾经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东方国家对这一模式的推崇不同代际成员之间，由于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它们会以物质和精神的形式自然流动。有生产能力的年轻人缴纳保险，供养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本是一种合理的交换机制，因为如果社会正常发展的话，我们的养老自然可以由下一代人来承担。可是，由于各种历史欠账和遗留问题，加之频繁变化的政策和飞涨的物价，使得我们年轻一代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未来。

　　从我们的采访来看，观察养老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和医保政策成为两个平行的坐标点。前者关系到下一代能否为上一代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后者则关系到家庭养老中抵御风险的能力。对“421”结构的蔡璇一家来说，可以想象，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宝宝眼下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支持，未来也必将会承载更沉重的负担;对于依靠养老金生活的马大爷一家来说，女儿的大病几乎掏空了整个家庭的物质储备。

　　家庭养老在经济之外的优势已经被反复论述，甚至逐渐成为东西方社会的共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如何将社会保障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同理，家庭养老之外的选择也值得我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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