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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四个“养老”的榜样。比如索罗斯和巴菲特，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全世界人民养老的问题。因为他们足够有钱了，而且还在工作，并不把工作当负担。他们早已形成了个人的增值模式，越老越值钱。还有就是谢贤，以及香奈儿的设计师卡尔·拉格费尔德。活到老，玩儿到老，让生命接近于本能的灿烂，他们的财富可能和索罗斯、巴菲特没法比，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用钱把生命的本质发挥到极限。
40岁的时候，我面临的选择是“进攻型”养老，还是“防御型”养老。所谓“进攻型”，就是还要做一件事，做我擅长、喜欢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赚钱。就像巴菲特那样，跳着踢踏舞去上班。“防守型”就是攒一些钱，做一些投资，为自己和后代留够了存粮。其实，“防守型”的养老也有风险，谁能保证未来不会有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呢?我们的菜也许就被吞噬了。
我这种人不会轻易退休的，或者说不会像我爸爸那一辈，到了岁数就回家，完全不工作了。很多事情，比如旅行，不一定要退休才去做，条件允许，随时可以出发。我更喜欢“进攻型”养老，就是换一个轨道，不以谋生为目的找一件喜欢的事情和生意做。我是先把“护城河”挖出来，挣出养老的钱，然后做自己有兴趣的事，甚至难度还可以高一些。这是我保持自己价值感的方式。既然没人能给你安全感，只有自己给自己。
这个生意，一定是我能做，我喜欢做，我能做好的，而且是符合商业规律能赚钱的事情。它的底线是不能亏钱，不是把我修的护城河又填满，储备粮食再挖出来。我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押上全部家底，吃方便面去创业。
如果事情做不好，我就会关掉这个生意。我有一位朋友，他生意越大越睡不着觉，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状态。
去年，我父亲得了重病，做手术和化疗，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想，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想做什么事情赶快去做吧，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他们那代人有他们的无助，我们有我们的焦虑。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名下有20套房子才有存在感，或者公司价值到100亿才有存在感，而我觉得一边积累财富，一边消费才有存在感。
中国人有个价值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们会把幸福寄托在老年与养老的质量上。老无所依、老了不受尊重是不幸福的;没有子孙满堂是不幸福的;叫我老王而不叫我“王老”是不幸福的。少年吃苦是为了老了的尊重与回报，这是别人看你的幸福感。
父亲的病颠覆了我的这种观念。我不能为了追求以后的医药费，为了受到所谓的尊重，而丧失我30岁、40岁、50岁的生活。也许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不应该分为养老和非养老的阶段。
(受访者：王福民，38岁，广告业主)
名利与奉献
圣人说“四十不惑”。当我真正步入40岁的时候，才有深刻的体会。很多事情都是在我39岁那年想清楚的。人生开始进入下半场，要总结和规划一番。
39岁那年我进入了一家新创立的地产公司，工作很忙，公司的发展很快，新项目陆续上马。朋友们觉得我的状态很好，做了很多事情，更有冲劲。我心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工作20年我用短跑的方式向前冲，总想这一段冲过去就安定了，但冲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是一场超级马拉松，“无常”是常态，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就像一位领导对我说：“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兵荒马乱时代。”老之将至，我也隐隐开始考虑掉转车头。
39岁那年，我卖了一套房子，买了一辆车、三套房子，新增贷款200万元，还有借款100万元，高杠杆高负债。这是我在北京10年首次主动置产业。我现在有四套房子，其中三套都是在那一年买的。
现代人危机感很强，我也一样。我算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平平安安的时候不多，5代人100年的太平日子都少见。实际上，很多积累是超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心里怕。
因为做业务，那年我去了鄂尔多斯，我发现穿越空间的时候也可能穿越时间。那里就仿佛是北京十几年前的状况，房价也只有每平方米三四千元，整个城市还在建设中。你可以想象5年10年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曾想在鄂尔多斯买房，因为已看得到这个城市的未来走向，但我觉得不会长期住在那里。
在北京，我每天上班经过“远洋沁山水”，最初看到大横幅“1.1万起”。当第二期挂上了“1.2万起”的横幅时才反应过来。于是我就去参加第二期的摇号，但没摇中，只能买第三期。这时价格已经涨到每平方米1.3万～1.4万元，总价120万元，我向银行贷款80万元。这套房子对我还是很重要，可以住也可以租。因为附近有十一中学，很多家长陪孩子来读高中，要租上1～3年，而且很少讲价。
2000年我来北京的时候曾在玉泉路附近买过一套房子，花了50万元。当时觉得是天价，这辈子就住这儿了。2007年，我所在的公司在苏州开发了一个新项目，我当时想以后可能会在江南居住，于是通过贷款以总价50万元买了一套。因为当时北京已经没有50万元的房子了，
我买了“远洋天地”后，就把最早玉泉路的房子以100万元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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