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宗

　　近读《文艺报》，深为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陈应松的活法所感动。诚如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在他题为《陈应松引发思考》的文章中所说：“近年来，陈应松给了我们太多的震惊和喜悦。”陈应松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作家之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的创作和探索、他的思考和实践，对促进和推动整个文学界，有着足够的力度。“比如关于生活——或者，用另一种表述方式更为准确，那就是：关于一个作家的活法。”
　　那么，陈应松是怎么个活法呢？
　　2000年，陈应松就感觉到“没东西写，生活的库存没了。”北京一位知名作家的小说里闹出了乡长向镇长汇报工作的笑话。陈应松担心这样的笑话在自己的小说里也快要出现了。他说“你知道农民每年每亩田要交多少钱？平原交多少？山区交多少？我们有时有点胆大包天，不知道，也敢瞎写。”对于“生活的枯竭”越来越强烈的焦虑和恐惧，使他再也不能在幽静的省作协大院心安理得地坐着，他主动提出到基层挂职体验生活。领导让他回家乡荆州市人大挂职，但荆州市地处平原，较为富裕，不是他想去的地方。他下决心去了湖北省偏远的神农架。为什么要去神农架这种林密山高、路险人穷的地方体验生活？他说，我想写远离现代文明的农民，想看看在这个欲望化的社会里，深山中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别人可以写白领、写大款、写二奶、写红粉兵团，而他想写贫穷的人群。他说：“这也许对我来说更适合一些。”作家不能满足城市里的浮华生活，更不能忍受无聊的日子。作家要沉入生活的海洋，用全副身心去感受生活的深度和世态的炎凉。要放弃繁琐的人际关系和烦心的无谓应酬，走向本真的自然、社会和人生。
　　神农架是壮丽而又神奇的地方，“野人”传说更使它充满神秘感。陈应松到神农架挂职的最初想法是希望写一本关于森林的随笔。但到了神农架，他却放弃了初衷。在他心灵深处，从面对神农架的风光神韵转向了面对贫苦山民的生活。他发现神农架的山民家徒四壁，远离繁华，仿佛是另一个荒凉星球上的贫民，每天都必须为温饱与生存而奋斗。他苦苦地思索着：山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穷？神农架的生活为什么如此严酷？作为作家，自己有责任将山民们的生活写出来，引起社会的关注。于是，他一天办公室也没坐，也没要办公桌，而是经常步行或乘坐小“轻卡”车，冒着漫天风雪，不畏山高路险，到处深入生活。
　　对神农架山民生活的零距离接触，使陈应松的创作很快进入了井喷状态。这些年，读者们陆续读到了《豹子最后的舞蹈》、《云彩擦过悬崖》、《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狂犬事件》、《木材采购员的女儿》和《马嘶岭血案》等以神农架为题材和背景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问世后，大多被转载、评论并获奖。
　　深入生活是作家们的共识，但对深入生活的理解却因人而异。我们有理由否定狭隘的作家生活论，即作家不可能凡事都亲身经历，写什么就要亲身经历什么。那可能吗？写小偷、写强盗、写酒鬼、写赌徒、写吸毒者和妓女怎么办？我想作家除了自己的生活感受，还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需要凭借别人的经历，凭借科学信息，间接的知识与资料。试想，写历史题材的作品，能倒退着进入时间隧道去秦汉隋唐的年代生活吗？姚雪垠、刘斯奋，二里河，都是现、当代作家，却写出了叫得响的历史文学作品，他们不可能有亲身的经历，而凭什么创作出来呢？凭的只能是史料、知识、想象力、创造力、灵性与感悟，也就是间接的生活感受。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华裔作家张纯如，为什么能写出震憾世界的杰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洗劫》，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印刷超过50万册？作者尽管没有亲历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但她历经两年，访问了14位幸存者，参阅了上千页历史文献。事实表明，凭间接生活经验也能写出好作品。
　　然而，间接生活并不排斥直接生活，更不能取代直接生活。而生活本身，不管间接还是直接，都是一个质量问题。
　　有人说，到处都有生活，生活就在身边。这有一定道理。但生活并不是笼统的，生活有质量的区别，有精彩的生活，也有平庸的生活。陈应松认为生活是一种特指，而不是泛指。作家赖以创作的生活显然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活。那种以为呆在家里，泡在酒店、茶楼或咖啡馆里就能写出好作品的人，不是自欺就是欺人。长期呆在一个大院或一座高楼里，一日三餐，平平庸庸，很容易丧失生活的激情，因而也丧失创作的激情。他说：“我相信好的小说素材蕴藏在民间，你必须用自己的脚当锄头去刨才能得到。”委琐无聊的生活必然产生委琐无聊的作品。苍白的人生态度必然产生苍白的小说。
　　陈应松反省自己说，过去他在县志上看到一句话就可以弄出个中篇，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就算作品发表了，那也跟没发表一样。“精彩的东西无论怎么写都精彩，不精彩的东西无论怎么编也乏味。”当然，他也相信有想象力丰富的高手，但那是非常稀少的。“像我们这等想象力贫乏的人，还是相信生活吧。”像张爱玲这样不乏想象力的名作家都说，生活比小说更传奇。
　　陈应松的小说得益于神农架的生活体验，生活慷慨地向他提供大量精彩的素材和众多的人物原型，也启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说，在人物原型中，有一位双手被炸没了的残废人，一共救过11条人命。每当发现翻车事车，他把人从摔进峡谷的破车里拖出来，背上山路，让他们死而复生。在采访中，陈应松得知他小孩上学有困难，给了他100元钱。上车离开时，他却硬塞给陈应松一袋子核桃和一包自己炒制的上好茶叶。当陈应松离开他那破烂的家，走在冰雪皑皑的神农架公路上，忽然间悟出了人性中最温暖、最明亮的一面，并决心将它淋漓尽致地抒写出来。
　　陈建功感慨地说，“深入生活”的号召一直在喊着，可是有多少作家像陈应松那样，真正在神农架唤发了激情，找到了“这个时代各个角落里人们生活的逼真气息，和像热浪一样扑来的那种生存的气息”？与其说陈应松在寻找，不如说他是在燃烧，让一个作家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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