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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院试曾经抱轻蔑的态度,认为“那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而结果却名列榜首。 现在他对参加乡试倒是“着实准备了”的,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他所以 如此认真的对待,并不是想沿着科举的阶梯一级级地爬上去,而是觉得既然乡试“这场灾难 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往后好“正经做点学问”。 他“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可见他参加乡试的动机,不是为了 会进士,点状元,而是“以了母①
②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八月在各省省城举行,中者为举人。清顺治二年,设江 南省。康熙六年将江南省分置江苏、安徽两省。但两省乡试仍合并举行。
张君等:《关于潘兰珍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2辑。
亲的心愿”。他最终是要与科举分手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这年夏,18岁的陈独秀,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同行的人,有他的大 哥,大哥的先生和同学等。他们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 个大字,一路上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
乡试共3场9天(每场提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陈独秀在《自传》里对这9天的 考场生活,有极其辛辣的刻画:
“到了八月初七日〔即阳历9月3日〕,我们要进考场了。
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 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 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站在 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 屋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 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那一年 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 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 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点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 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 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 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 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
‘好!今科必中。’”
考场中的这种怪现状,始于哪年哪月,未加考证,不得其详,但至少也有150年的历 史了。因为吴敬梓(公元1701—1754年)在他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里,就曾经 淋漓尽致地揭露过这种怪现象。一百五十年,该有多少个童生亲身经历过这种腐朽愚昧、坑 害人的怪事呵!但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尝试过‘矮屋”滋味而中举的,以此引为自豪; 而绝大多数的童生却由青年而老年三番五次地尝试这种滋味,因未能中举而引为终生的憾 事。不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他们都把“矮屋”看作是他们一生中“上进”的关口。吴敬梓 对考场的揭露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仅限于揭发和鞭挞而已,他那时还不可能透过这种怪现象 去观察国家大事。现在情况不同了,而且匍伏在“矮屋”里的是一位思想敏捷、眼光锐利的 青年。“矮屋”的滋味像是给他增添了思想养料,他不禁浮想联翩,百感交集。
那位摇头晃脑、利欲熏心、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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