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陈独秀在屋里写书稿，忽听得有人敲门，原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和江苏省委常委、农民运动部长兼宣传部长王若飞。

　　“稀客，稀客。恩来，若飞，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们了。”

　　周恩来、王若飞和陈延年、陈乔年早年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共同发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王若飞又和延年、乔年同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周恩来和陈延年同在广东省委工作；王若飞则在陈独秀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又与乔年同在江苏省委工作。

　　周恩来一向十分尊重陈独秀，即使是他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还经常看望他，照顾他的生活。王若飞则与陈乔年私交颇好，大革命失败后，曾经因为反对采用整人的方法对待陈独秀，受到11月会议的“警告处分”。陈独秀看见他们两人自然心中高兴。

　　周恩来和王若飞对视了一下，说：“根据国际的指示，中央决定6月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检讨中央现行政策，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

　　陈独秀说：“是应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一下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周恩来又道：“国际还专门来了指示，特邀你和国焘、和森、章龙、中夏5人直接出席，不必经过中共中央推荐选举。”

　　陈独秀马上回绝道：“莫斯科我是不会去的。”

　　王若飞道：“国际现在已经意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正在纠正，说明他们同意了你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这对你应该是一个改善同国际关系的机会。不如借此机会到苏联，彼此将问题讨论透，这对中国革命前途和你的个人政治前途都有好处。”

　　陈独秀冷笑一声：“我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我的头上，足见早有牺牲我一个的决心。共产国际这是文过饰非，拿我当替罪羊。大革命失败了，作为总书记，我自然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国际指示的一个忠实执行者而已。我不会做违心的检讨，也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现在要我去苏联讨论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我这个人性子直，不会讲奉承话，不会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但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如果到了那里争吵起来，于谁都不好。再说，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在中国就不能研究？”

　　王若飞又道：“听说国际还考虑让你当东方部长，这说明他们对你还是有诚意的。”

　　陈独秀说：“他们不要老指着我的后脊梁骂我是老右倾机会主义、骂我叛变革命就阿弥陀佛了。我现在再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牛。恩来你是好意，我心中有数，感激不尽。我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是你帮助了我，我是不会忘记的。”

　他见周恩来还要说什么，又道：“恩来，你不要说了，我心里明白，中央知道你和若飞与我私交不错，所以委托你们来劝我，秋白也来劝过我多次，无非是怕我和党的路线唱反调。我可以告诉你们，假如六大成绩不错，我今后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让他到莫斯科复命的指令，长期以来一直被史学界认为是离党越走越远的叛逆行为，岂不知陈独秀作此决定自有他的考虑和苦衷。

　　首先，陈独秀此时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已经产生强烈的抵制情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党内却没有人怀疑、也不敢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陈独秀斗胆包天，第一个站出来对国际的瞎指挥提出了质疑。可惜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找不到“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的途径，同时他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以他宁折不弯的性格，只能用不从来表示抗议。

　　其次，陈独秀对到莫斯科之后的下场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从后来一些犯了错误的中共领导人赴苏之后的处境可以得到印证。193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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