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长春第二印刷厂印刷。
《陈伯达其人》第一次印刷7.7万册。刚刚印毕,尚待装订。就在这时候,时代文艺出版社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发生“突然事件”:北京有关部门得知出版《陈伯达其人》的消息,来电要求马上装订10本,送往北京,其余的暂停装订!
这下子,出版社极度紧张,万一样书送北京之后,遇到麻烦,这已经印好、正待装订的7.7万册《陈伯达其人》怎么办?如果北京不准《陈伯达其人》发行,那出版社的经济损失就非常严重!
我明白,《陈伯达其人》不是一般的书。这本书透露了大量陈伯达与我的谈话以及他从未发表过的手稿,可以说实际上是陈伯达回忆录,当然会引起北京的高度关注。
在不安中等待了一个多星期。
突然,我接到北京电话,要我把《陈伯达其人》中尚未注明出处的毛泽东的话告知出处。我赶紧作电话记录。记毕,数了一下,总共有52处。
这表明,北京有关部门对《陈伯达其人》作了非常认真的审阅。
我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从不虚构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通常,我在作品中,凡是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都注明出处。也有不标出处的,那大都引自毛泽东、邓小平的内部讲话,不便标明出处——尽管都确有出处。《陈伯达其人》那52处毛泽东的话,未标明出处,大都引自批判陈伯达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我连夜查出毛泽东讲话的51处出处——都引自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内部正式文件。
唯一一处不能标明出处的是该书第417页,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看也不看,连信封也不拆,就在陈伯达送呈的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
毛泽东
这是根据陈伯达的回忆写上去的,并无正式的文件为依据。我只得如实加以说明。
翌日,我把我的查对结果电告北京。
又在不安中等待了几天。
终于,出版社给我来电,报告喜讯:北京告知,《陈伯达其人》经过审阅,同意出版。
出版社请印刷厂以加急的速度装订那已经印好的7.7万册《陈伯达其人》。一边装订,一边装车,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社如此焦急,是生怕中途有变:万一北京再来什么电话,反正书已出手,他们也就不会遭受经济损失了。
后来,我才听说(仅仅是听说而已),胡乔木得知我写了《陈伯达其人》一书,说是要看一下——胡乔木与陈伯达同为毛泽东政治秘书,共事多年,关注《陈伯达其人》一书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北京急电出版社,要求立即送10本样书到北京……
“危机”总算过去。
《陈伯达其人》在1990年5月总算出版。我感到遗憾的是,书被删去12万字,显得很不完整,而且用小32开本印刷,显得小气。不过,不管怎样,书终于印出,就是很大的胜利。
《陈伯达其人》出版后,理所当然引起各方注意。发行量近百万的《南方周末》全文连载《陈伯达其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陈伯达其人》责任编辑告诉我,他在拜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的时候,胡绳说,他过去曾与陈伯达有过许多接触,所以他看了《陈伯达其人》一书,认为“叶永烈所写的陈伯达,就是他所认识的陈伯达”。
另外,我在北京曾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家拜访。他是《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的主编。谈起《陈伯达其人》一书时,他对我说,他平时是不看纪实文学的,因为像他这样接触中共中央大量档案的人,当然不值得花时间去看纪实文学作品。但是,有三个从事不同工作的人,跟他不约而同地说起,《陈伯达其人》这本书值得一看。他们研究室也买了这本书。于是,他也就破例看了这本纪实文学作品。他说,这本书写得扎实,透露了大量档案中所没有的信息,有保存价值。因此,他说,如果你送我一本《陈伯达其人》,我会收下——他的藏书逾万,对于无用的书是不保存的。
我很感谢金冲及教授的鼓励,给他寄赠了一册《陈伯达其人》。
我深为《陈伯达传》被删而感到遗憾。于是,在香港出版了全书,书名就用《陈伯达传》。
香港版出版后,在海外引起注意。
当时客居美国的千家驹先生看了此书,写了万字书评《疯狂的年代,发疯的人——读叶永烈著〈陈伯达传〉一书》,发表于1991年6月12日香港《信报》,后又载于台湾《中国时报周刊》1991年9月第342期,并收入他的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文集《逝者如斯夫》。
千家驹先生在评论中指出:
“叶永烈先生曾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还访问了许多与陈伯达有关的知情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与相关资料。本书不仅内容丰富,立论公平,而且其中有不少内幕资料,翔实可靠,这不仅是陈伯达个人的一篇传记,亦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秘史来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历史著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者所不可不读。”
“谁要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不清楚的,请读一读叶永烈这本《陈伯达传》。”
千家驹先生以为,《陈伯达传》实际上也就是陈伯达的一部回忆录。他写道:
“读这本《陈伯达传》的回忆录,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为叶永烈题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是大错已经铸成,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悔之已晚,追也无及了。”
《陈伯达传》全本,虽然在香港出版了,但是中国内地未能出版,仍是憾事。1993年,当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叶永烈自选集》的时候,我把香港《陈伯达传》交给了他们。
由于陈伯达曾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又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所以《陈伯达传》是一本十分敏感的书。作家出版社履行了严格的报审手续。
《陈伯达传》全本,经过中共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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