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被释放，每月250元
   
    1988年9月27日，陈伯达因前列腺肥大急性尿潴留住进朝阳医院治疗，10月中旬，医院因保守疗法无效，决定手术治疗。正在手术的准备过程中，陈伯达服刑18年期满的日子———10月17日到了，公安部决定在病房内举行一个简单的释放仪式。
   
    10月17日上午，陈伯达在单人病房里吃罢早饭，坐在沙发上等候。另一沙发空着，留给公安部的领导。9点40分左右，一位瘦高个子的公安部领导人在萧键和医院王浩书记的陪同下姗姗来迟。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每人搬把椅子，一起跟了过来。
   
    病房内不到10平方米。除那位领导坐在沙发上外，其他人都排坐在木椅上，他的儿女只好坐到敞开的门外面。
   
    一位年轻人拿起照相机对着陈伯达要照相，陈伯达连连摆手：“不要照相！不要照相！都快死的人了，有什么好照的！”年轻人有些尴尬，但还是趁老人不注意时照了两张。那个录像机没有声音，老人倒没在意。
   
    萧键先说了一句：“这位是公安部于副部长（他就是自中共九大之后连任多届中共中央委员的于桑），请他讲话。”于副部长面对陈伯达开了腔：“今天嘛，你的18年刑期就满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把你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由他们负责了。还有个附加刑5年（编者注：剥夺政治权力5年），也都由下面的单位去执行了。生活待遇不变，考虑到物价因素，再加50元，每月250元。怎么样，老陈，有什么要说的？”“附加刑5年”几个字说得很重，“释放”一词却不曾言及。于副部长话音一落，陈伯达的话脱口而出：“刚才你说什么？还要加刑5年是吧？我说，再加刑8年、10年、100年，都可以，随便加多少！”于副部长有点尴尬：“老陈，今天应该是你高兴的日子。”陈伯达道：“我今年85岁了，又得了这样的病，已经是快要死的人了，有什么可高兴的？还要搞5年，我是不能再活5年的。”
   
    萧键谈了将陈伯达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的情况，并站起来介绍了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兼副馆长徐世玉、办公室主任范国慧等。徐世玉代表文史馆讲了简短的话。
   
    时间进入了1989年。“何堪老泪交流日，多是秋风摇落时。”1989年7月31日，周扬同志与世长辞。8月，陈伯达用已不听使唤的手写下了挽词：“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悼念周扬同志仲晦1989年8月”。周扬亲属收到挽词后，立刻写了回信。一个多月后的9月20日，陈伯达去世。（摘自《各界》陈晓农/文）新闻来源：现代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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