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帝王专制政体下，天下定于一尊，权力集于一人，但无论帝王出于世袭、争战或篡弑，也无论帝王本人英明或昏庸，一个人绝不可能独担重任，必须有一批人来辅佐他，推行庶政。因此，对于帝王来说，辅臣无异于左膀右臂。

    在这批辅臣中，最重要的是宰相。其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职责尤为繁重。作为行政首脑，丞相总揽政务，无所不统，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宰相既然是辅臣，他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及作用的大小，还必须取决于帝王。君权和相权是相互消长的。由于帝王是法律的主要制定者，他的权力又不受法律限制，如果帝王要每事必过问，便会和宰相的职权相重叠，甚至相冲突。反之，他亦可垂拱而治，一切任由宰相去做，那宰相的权力便增大了。同时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形，如果帝王是个圣明之君，那么丞相便可充分发挥其才干，或者即使帝王不很圣明，只要他能信任宰相，让他放手开展工作，那么亦可充分发挥其才干，但如果帝王是个专横无道甚至暴虐的帝王，那么再有才干的宰相也无法发挥其作用。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长河中，贤明的臣相辈出，明君与名相，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历代杰出的臣相们以其人格品德、才能和作为，使得中国历史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象，也给后世的政治家、领导者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中国历代的杰出宰相无一不是以鞠躬尽瘁，克已奉公作为自己政治生命的原则，不管帝王是贤是愚，是明是庸，他们都竭尽自己的才智，努力为国家、社稷和民众而奋斗不息，从而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推动因素和动力。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杰出的宰相，可以说是周公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周公，他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是西周初期的著名政治家。

    周武王在灭亡商朝后的第二年就病逝了。当时，天下人听说武王已经去世，纷纷起来反叛。周公为了应付危难，一方面立武王的幼子姬诵为周成王；另一方面，自己又亲自摄政，结果引起了内部的争权斗争。周成王即位时，还是位蒙昧无知的孩童。所以，国家大权都交给周公来统领。

    周公的封地在鲁国，因为他要留在京城处理政事，不能到封地去，等他的儿子伯禽长大了，就派伯禽代他到鲁国去做国君。

    伯禽临走的时候，问他父亲有什么嘱咐。周公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当今天子的叔叔，你说我的地位怎么样？”

    伯禽说：“那自然是很高的了。”

    周公说：“对呀！我的地位确实很高，但是我每次洗头发的时候，一碰到急事，就马上停止洗发，把头发握在手里去办事；每次吃饭的时候，听说有人求见，我就把来不及咽下的饭菜吐出来，去接见那些求见的人。我这样做，还怕天下的人才不肯到我这儿来吗？你到了鲁国，不过是个小帝王，可不能骄傲啊！”

    伯禽连连点头，表示一定记住父亲的教导。

    正因为周公这样尽心尽力地辅助成王，管理国事，便引起了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蔡叔的不满，他们在外面造谣，说周公有野心，想要篡夺王位。

    纣王的儿子武庚虽然被封为殷侯，但是受到周朝的监视，觉得很不自由，巴不得周朝发生内乱，重新恢复他的殷商的王位，就和管叔、蔡叔串通一气，联络了一批殷商的旧贵族，还煽动东夷的几个部落闹起叛乱来。

    武庚和管叔等人制造的谣言，闹得镐京也沸沸扬扬，连召公奭听了也怀疑起来。成王年小不大懂事，更闹不清是真是假，对这位辅助他的叔父也有点信不过。

    周公心里很难过，他首先向召公奭披肝沥胆地谈了一次话，告诉召公奭，他绝没有野心，要他顾全大局，不要轻信谣言。召公奭被他这番诚恳的话感动，消除了误会，重新与周公合作。周公在安定了内部之后，毅然调动大军，亲自率领大军东征。

 这时候，东方有几个部落像淮夷、徐戎等，都配合武庚，蠢蠢欲动。周公下命令给太公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姜子牙，授权给他，各国诸侯有不服周朝的，都由太公望征讨。这样，由太公望控制了东方，他自己全力对付武庚。

    费了三年的工夫，周公终于平定了武庚的叛乱，把带头叛乱的武庚杀了。管叔一看武庚失败，自己觉得没有面目见他的哥哥和侄儿，也上吊自杀了。周公对蔡叔办了一个充军的罪。

    在周公东征的过程中，一大批商朝的贵族成了俘虏。因为他们反抗周朝，所以叫他们“顽民”。周公觉得让这批人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大放心。同时，又觉得镐京在西边，要控制东部的广大中原地区很不方便，就在东面新建一座都城，叫做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把殷朝的“顽民”都迁到那里，派兵监视他们。

    周公在东征回来后，关于他篡位的流言日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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