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向,后来河水干涸了,桥也就废弃了,日久天长,就被埋到了地下。村人又说,看见路旁的那些石头了吗,就是原来豫让桥的栏杆啊,条石啊。我顺着他的手看去,果然有些石头散乱地放在墙根,但看上去并不是很旧,肯定不是两千多年前的物件,于是就没有了走上去看看的心思。
跟路边一位姓田的老大娘聊起这个村的历史,她说,祖辈相传,他们村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原来的村庄好像在战火中已经断了人烟,最先来的是刘、丁、高三姓人家,村里还一直有个“刘昏昏、丁半夜,高家来了迷(音)见明”的说法,后来才陆续有河南等地的人迁了过来,最终形成他们这个村姓氏繁多的现状。按照她这个说法,那么这个村只不过才几百年的历史,可是令我奇怪的是,豫让的传说村里面几乎每个人知道,田大娘就跟我说,说她听老人讲过,豫让是个忠臣,曾经刺杀过个大官,刺杀不成,后来就把脸弄黑,声音弄哑,又要去刺,然而没有成功。当时,就躲在他们村的桥下面———这竟然与史记上记载的惊人地相似。我又问她,那“赤桥村”之所以叫“赤桥村”是不是跟这个刺客也有关系,它从何得名?年代太长了,田大娘已经说不清了。
豫让桥虽然早已毁弃,然而村里人却不是这么想。我记得刚要进村的时候,问起豫让桥还在不在的时候,没人说它不在,他们都说只是在地下而已。就好像豫让这个人一样,也许跟这个村里的也没有关系,但他们仍然记得他。虽然他们不知道“赤桥村”确切来历,不知道村里大槐树的年龄,然而豫让的传说却一代代传来了下来,甚至还修建了豫让的祠堂。
豫让的祠堂就在大槐树旁边,是一间很破旧的屋子。门并没有锁,一推就开了,扬起了好大的灰尘。看样子,屋子早成了放杂物的地方了,里面堆着十几袋水泥,正对着门的墙上,立着一张桌子,上边摆着香炉,香炉后放着一个黄纸糊的牌位,令我感到很失望,难道这就是豫让祠?走上前去,才发现,原来写着的是“观音老母之神位”。我于是更失望了———豫让在哪里呢?
一转身见又进来几个村人,他们跟我说,这原来就是观音庙,豫让祠在偏屋里,后来偏屋塌了,才把他们搬到一起的,一块搬进来的还有关老爷呢。他们给我指着,说豫让不就墙角吗?
豫让果然在墙角。在墙角竖着一尊塑像,泥塑,头和右臂已经不见,然而端坐于一方神台之上,左手向下虚按,挺胸凸肚,似乎颇有气概,不过却已经不像一个刺客,好似成了一位神祗。也许,在民间传统的价值判断里,像豫让这样一个忠诚勇敢的人,应该享受到不一般的礼遇吧———虽然塑像已经残破,但香炉的袅袅青烟证明,他的香火倒是一直没断。
感慨他不是个成功的刺客,但却是个伟大的“国士”
用“忠诚勇敢”来形容豫让,固然没错,然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豫让是一个让人难以言说的人,对于他的行为,我一直很困惑的。他曾经在其他人手下也干过,那些人失败后,他并没有去为他们做过什么,心安理得地又跑到别人的门下,惟有在智伯死后,却一门心思替他去复仇。一次不成,又来一次,隐姓埋名,混迹贱役,漆面吞炭,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甚至他的朋友劝他说,你可以假意投靠仇敌,他一定会重用你,这样你行刺不是方便得多。对这样可操作性极大的建议,他不采纳,认为怀着二心去投靠人,本身就是不忠不义,依然要用他极难成功的方法,真是很难理解。怪不得明朝方孝孺也是大忠臣的评价说:“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方孝孺认为,豫让没有为智伯提出好的建议阻止他走向失败,不能说是一个称职的臣子,在智伯失败之后,才去替他报仇,明显是“钓名沽誉,眩世炫俗”,也许真的如同他所说,但豫让却又自己的理由———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人。就算是钓名沽誉罢,但肯牺牲生命去钓名沽誉,这个“名誉”以及名誉代表的道义在他心中一定很重要。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描写的五位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他们的相同点自然很多,如同司马迁自己评论的“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只要认为自己所为是大义所在,就慨然赴死,且视死如归,用句古话说:“是千载以下,仍凛凛有生气。”不过,如果细细分辨,他们仍然很有不同,曹沫特别一点,他本非刺客,他是将军,因为战败失地,不得已才劫持了敌国君主,干出了刺客的事,而专诸、聂政、荆轲,应该是市井游侠,被具慧眼的人从下层提拔,感人知遇之恩,才愿意赴死不辞。还可以这么说,他们都是政治斗争的棋子,人家找他们,本来便是让他们干这种事情,而豫让,刺杀赵襄子,却是在一场政治斗争已经结束,或胜或败都尘埃落定,作为失败一方的家臣,主动去为自己主人报仇。他的主人并未安排他这么做,他可以不这么做,可是他选择这么做,这样的选择,格外耐人寻味。
一个人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在于他的选择。时常听人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难就难在多了一种是生是死的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选择中,说明世界上必然会有比生命更宝贵、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比动物更高贵,也体现在这种选择中。也许,在今天看来,豫让所甘愿献出生命的信条已经又有点不合时宜,但他不肯苟且于世、不避危难的这种精神,却应该看作是对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张扬,是对所谓宿命的抗争。也因为这样,我以为豫让在五个刺客中不是最知名,但却是人格最高、最能体现现代人性的一位。-本文作者:李遇,摘自《山西晚报》
来源:太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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