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豫让的故事见于《史记》和《战国策》。话剧《刺客》几乎不加剪裁地把这个故事搬上了2500年后的舞台。这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它的单薄，甚至让我担心，导演林兆华矗立在舞台上的厚重的城墙，很可能会把它压垮。
 
 
 
它的惟一支点，是把豫让的思想和行为推向极端，从而引发观众对当今道德现状的思考。

　　舞台上，作为"忠臣义士"的豫让，在最后一刻居然变成了"钓名沽誉，眩世眩俗"的小丑，那么，这个稍纵即逝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明朝的方孝孺做《豫让论》，揭了这个谜底。他说，豫让臣事智伯，智伯被赵襄子杀了，作为臣子的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但是，看到最后，豫让恳求赵襄子，让他刺一下身披的锦袍，也算是尽了报仇之心。赵襄子果然把锦袍脱了下来，举到豫让面前，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遂伏剑死"。在这里，林兆华稍微做了一点手脚，三跃的豫让第三跃没能跃起来，濮存昕饰演的赵襄子蹲下身去，善解人意地把锦袍插在剑上。这个细小的动作化解了豫让此举的悲剧感，而更像一出喜剧。司马迁有点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意思，主要看在他"立意较然，不欺其志"上；但方孝孺认为，豫让用"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来解释他的复仇行为，却有不妥之处。他说，真正的国士不会看着智伯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然后再"斩衣三跃而死"。这样的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是不足取的，又何足道哉？

　　但是，这样的讨论始终还在传统道德的范畴之内，而林兆华的意图，却希望它能延续到人心已经不古的今天，也就是说，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在今天还有没有值得利用的价值？事实上，直到方孝孺，忠义道德观还是不证自明的，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落实这个"忠义"而已。而林兆华的贡献是，把豫让逼上绝境，让我们仔细看看传统道德内在的自相矛盾之处。他没有给观众留下任何结论或答案，而是拓展了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在传统文化被许多人视为灵丹妙药的今天，这倒不失为一种智慧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