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至25日，林兆华的大型新编历史话剧《刺客》在上海美琪大戏院连演4场，引起广泛关注，刚开始可能是因为导演、濮存昕、何冰的吸引力，结束之后关注却聚焦于戏剧本身。而今，大幕谢下，而舆论未歇。与林导历次的作品一样，《刺客》虽然故事简单，但也充满着实验性，挑战着观众的极限，并且始终伴随着争议。

　　赵川

　　林兆华的《刺客》八月下旬在上海演出。《刺客》故事很简单，讲公元前四百多年时刺客豫让经历种种挫折，但他还是一意要刺杀灭了他旧主子的赵襄子。最后他为行刺不惜毁容、吞炭，直至自取灭亡的故事。戏中的豫让，一直都耍弄一把比水果刀大不了多少的短剑。戏演到豫让垂死才给了他一把长剑。但那时他已无力去戳那件———他恳求赵襄子让他刺三下以满足死前复仇心理的大袍。

　　作为失败了的君王的臣子，被灭了国的国士，豫让经历一而再，再而三，简单低级、以卵击石的挫败。换句话说，编导并不赋予他任何成功的希望与可能，却要他仍旧义无反顾。他们这么做，要豫让成全的是一个道德概念。他越是刺杀无能，越显高贵。豫让在戏中的一切行为只为了自善其德。但是，那几个被反复谈论的道德概念，义呀忠呀的，似乎一开始就是现成确立的。所以我们看一晚上豫让们的种种行为，幷没有改变任何既有概念或促成任何新思路。他们只是几个旧有概念的充填物———为立贞节牌坊半夜寡妇在数的黄豆。

　　如果剧场里的大戏，与外面的社会总有种潜在的关系，做出这样的戏，或是以信念应对了这个被资本大力推动的功利社会。然而，那些看似自明的道德标准，豫让的行为，以及与他另奉新主，说起来贪生但并不怕死的瑕疵行为，在戏中却处处表现得不合现实逻辑，或根本自相矛盾。这里透出的讯号，是潜意识里我们一些人正怀疑着道德标准的现实可能性？

　　把别人性命玩弄于掌股之间的赵襄子，看起来十分潇洒自如，杀与不杀豫让，演得都不过像是这位王者饭后的一碟水果。在这样一出本是悲剧的戏里，演赵襄子的濮存昕因为找不到角色悲剧感的由来，而轻薄得很。

　　拿身体只当一具发声器的大陆专业“话剧”演员，对于豫让自毁容颜和声音，实在没有什么良计。大导林兆华也没有。于是毁容毁声后的表演变得十分难堪。本该是以肉身仅有的能力作最后一搏，却变得以滑稽的声音继续大声喊“话”，不时引来观众笑声。演豫让的何冰，已被人讲演得有些重了，但他一场场的行刺还是没法将戏的分量推上去。我想，是因为在那样的话剧舞台上，分量都在话里。那些角色不断以话套话，知识分子似的雄辩一套套道德逻辑，然而他们却没有身体感。没有身体感就无从获得行动的能量。在缺乏行动的剧场里，思辨过后没有什么是可以改变的。缺乏行动能量，不能改变什么的刺客哪里还算个像样的刺客。所以，大导只给那位古代知识分子一柄短得像刺的剑。刺客不过像颗刺。或许，《刺客》在发生了2007年《读书》之变的现场里，不经意间也完成了它的社会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