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革”后新领导核心成员的叶剑英，对海外侨胞资金注入国内，推动内地经济的发展，做了大量促成的工作。他在和范硕谈自己故乡时说：“我的老家梅县很穷困，但在外面的大佬很多，很有钱，我常劝他们为自己的故乡建设多尽心尽力。”

　　曾宪梓深情地说：“我和叶帅虽然是同乡，但我是晚辈。我们梅县人和港澳同胞都很敬仰这位国家领导人，以他为荣。”霍英东当年在广东开发经济项目时，就得到过叶剑英的帮助。他回忆说：“叶帅支持我们搞‘白天鹅’，出了许多好主意。”

　　1950年元旦，马万祺和澳门同胞赴广东劳军。初次与共产党将领打交道的马万祺，对叶剑英的爱国爱民之心和儒雅风度留下深刻印象。打那儿以后，叶剑英与马万祺有过多次交谈，谈形势、谈建设、谈往事、叙乡情，心无芥蒂，渐成知己。在叶剑英的鼓励下，马万祺积极带动澳门工商界人士回内地投资各类工业建设。对马万祺和澳门人士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叶剑英都亲自处理，但凡办不到的，必予清楚解释。

　　十年动乱中，马万祺的两个儿子正在内地，长子马有建在北京首钢工作，二子马有恒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林彪党羽得知马万祺与叶剑英的关系，便指使“造反派”拘禁他的两个孩子，企图逼供“黑材料”，制造攻击叶帅的炮弹，但两个孩子顶住了威逼。马万祺将这一情况及时告诉叶剑英，叶剑英非常气愤，虽然自身处境堪忧，仍排除困难费尽周折搭救两个孩子。叶剑英把他们接到寓所，像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亲自给他们讲革命历史，教他们读书学诗，嘱咐他们正确对待“文革”，谨言慎行。他亲与两兄弟朝夕相处，一起游泳、打乒乓球，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他们渡过难关，安全返回澳门。

　　更让马万祺感动的是，马有恒在叶剑英身边滞留期间，叶剑英对他的婚姻大事给予了分外的关注。在他和廖承志的安排下，马有恒认识了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由相知而生爱。经叶帅、廖承志撮合，周恩来同意，马有恒和荣智婉于1973年8月正式订婚。

　　也是在那一时期，马万祺肺病发作，时好时坏，痛苦不堪。叶剑英闻知后，要他将病历从澳门寄来，请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著名教授钟惠澜和北京的著名肺科大夫为之诊断。后来，为了治疗方便，叶剑英特邀马万祺到京，请一代名医吴垣兴、钟惠澜、吴应凯及北京结核病研究所、首都几家医院的著名专家教授会诊。

　　因为沉疴在身，马万祺心情焦躁，提出若要做手术，不如彻底将肺切除，剪除后患，但六家医院有五家认为以不做手术为宜。叶剑英亲询病情，仔细看了病历，明确表态不赞成做手术，劝马万祺用新药治疗。马万祺遵嘱用药，果然奏效，多年沉疴，一旦消除。后来每念及此，马万祺便感怀不已，称叶剑英是他的“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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