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谢晋的名字，已是陷入劳改农场的60年代“大饥荒”时

期了。那时，看电影是“受教育”，是改造的补充手段。电影队来了，

饥饿的犯人们都被赶出号子，分组排队到打谷场上。稍有力气的还搬块

土疙瘩当凳子，疲惫不堪的就席地而坐，病号则干脆睡在地上蜷成一团，

挂在土墙上的白布像船帆一样晃荡，电影的画面真可谓“地动山摇”，

但我却被一部叫《红色娘子军》的电影所感动。支离破碎的影片怎能

让饿着肚子的人暂时不饿？就因为斑驳杂色之中有一股“气”，有一种

“神”，如同一幅成为古董的国画或拓片，时光不能磨灭其间的神韵，

这正印证了中国传统的美学原理。从此，谢晋这名字就印在我脑海里。

　　20年后，1981年，谢晋突然与我联系，要将我的小说《灵与肉》请

李准老师改编，拍成叫《牧马人》的电影。虽然平反后的两年间我已获

过文学奖，见了一点世面，认识了一些文坛宗师，但谢晋来找我，对我

来说还是另有一番意义，“久仰”二字决非空泛之词。见了面，他对小

说原著者的尊重，使我坚定了我走文学这条并不容易走的崎岖小道的自

信。今天，也许我在中国文坛算得上一个站得住的人物，但17年前，刚

刚走出劳改队，精神和神经仍是“弱不禁风”。电影的“受众”比起小

说来更为广泛，观众数以亿计，《牧马人》获得成功，我的知名度大增，

这才鼓起了我后来一次次“闯禁区”的勇气。在当代中国社会，享有

一定的知名度往往能享受到一定的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是文学创作最

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我可以这样说，谢晋在促使我的精神解放上起了

不小的作用。这也是直到今天我对他仍怀着感激之情的一个原因。

　　以后和谢晋的交往频繁起来，年年要见几次面，于是大致知道他是

怎样走过那条并不比我轻松的道路的。关于他的事，他本人很少和我谈，

倒是从李准老师那里听来的多。每一件事都让我感慨，我常常暗自将

他与我对比，他虽然侥幸没进过劳改队，但在“大牢笼”中，其艰辛比

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准老师每讲一事，我总想：我要碰上这事我能挺

得住挺不住？老实说，他碰到的有些事要放在我身上，我大概很难挺得

过去。八方风雨集于一身，外患加上内忧，生活中所有的遭遇无不令人

感到自身的脆弱，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支撑，整个人生都是那么

无助和绝望，而在这种境遇中还要生产一种称为“精神产品”的电影，

如果不是将电影艺术当作自己生命本身，生命中的一切，怎能挺得过去？

这不由得令我对他又产生了几分崇敬。

　　90年代初，有些报刊开展了所谓“谢晋模式”的讨论，这是很正常

的。可是讨论中有人对谢晋的电影艺术睨而视之，贬为“煽情”，我读

了很感不平，几乎拍案而起要写篇文章。但终因对电影艺术的生疏无从

下笔，怕“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何况谢晋也并不需要我“帮忙”。

今天，我只想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说：中国电影我的确看得不多，为

什么我办了个影视城居然还不多看中国电影？因为我偶尔看看中国电影，

多数要让我睡觉：电影语言干瘪，画面构图缺乏美感，“蒙太奇”拖

沓（许多过场在我这个外行看来都应剪掉），服装、化妆、道具粗制滥

造，虽然我们不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精细到电影中用的碟子少了泰

坦尼克号的标记就推倒重拍，但至少时代总要交代清楚吧，而不少中国

电影（尤其是电视连续剧）受香港电视连续剧的影响，画面中的服装、

化妆、道具让你搞不清剧情和人物是在什么年代。香港电视连续剧是纯

娱乐性的，人们并不追究它的不合情理。内地电影、电视连续剧带有

“教育”任务，人们当然有权要求它符合情节所需的真实性。更让我看

不下去的是演员的表演，真可谓“叹为观止”，很多演员连“死”都不

会“死”，临“死”前还要找块干净的地方慢慢躺下（这里我想起谢添

老人在《洪湖赤卫队》中“死”的表演，可作为“死”的典范），简直

叫人不忍卒“睹”。谢晋导演的影片除了早期的几部，几乎我全看过，

我以为，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因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得不带有某种遗憾，

但它们全部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保留剧目，有几部还可称为经典。其原

因就在于谢晋的每一部影片无不贯穿着“情”。在没有高科技可以运用，

没有大投入，剧本也算不上特别优秀，表演艺术基本上已程式化，服

装、化妆、道具也并不精良，而且特别强调“政治标准”的影片，要让

观众看得进去并且感动，不靠剧中人物的情感吸引人还能靠什么？“煽

情”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本领，是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重要技巧。谢晋

就能牢牢地把握这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