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对仲勋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我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1963年，仲勋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并利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多半交公，他曾对我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准备回农村做个农民。为此，仲勋上书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主席让中组部长安子文回复他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在仲勋看来，这是他向工人阶级学习、熟悉工厂工作的宝贵时机。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他拆洗了被褥，就这样为他送行。不想，从此一别就是8年。回想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不由自主的潸然泪下。

1950年，习仲勋与女儿。

紧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仲勋受迫害长达16年之久。“文革”中，仲勋不畏权势，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突出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

1966年冬天，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仲勋被冲进工厂的红卫兵围了起来。工人们见状，想保护仲勋也把仲勋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被关入西北大学。当他看到了一些打砸抢的行为后劝阻说：“难道革命就是为了抢几部汽车吗？”并希望他们自觉地维护正常秩序，不要妨碍生产，并上书毛主席，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多项建议。因此仲勋深得一些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

仲勋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却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时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早就饿死了。那次，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这种来自故乡的亲情，令他终生难忘。

康生仍然不肯放过仲勋，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进行批斗，然而最终还是被身处逆境中的周总理制止住了。但此时仲勋的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总理：“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

在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余。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坚强。

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我们的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请求干校批准我回京探亲。我得到了准许。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对我们的要求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竟流了泪。他连连地说：“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春，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派我跟他一同去洛阳，是河南省公安厅的两位同志把我们接去的。他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宿舍区，在两间房子里，度过了三年的流放生活。

没有想到的是，这段时间是仲勋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因为他又有了和广大工农群众在一起的机会。虽然深受冤屈，仲勋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他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

习仲勋女儿和平（右）、乾平。

这时的仲勋已经年过花甲，况且在单间牢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的时间，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项任务。我由衷地佩服仲勋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1965年，仲勋下放该厂当过副厂长，在下车间劳动时拜的师傅)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仲勋恢复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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