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让我写了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他笑了，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却不了解，他只在信中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正、副专员袁任远、杨和亭，地委副书记自治民等。那天，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的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的过多关照。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除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外都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任研究员。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有两段受益匪浅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抗大熔炉艰苦充实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另一段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的8年，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土改斗争，幸运地参加了绥德县几个乡和延安老区的土改工作。在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直接领导下的土改，使我在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情绪，有了切身的体会。比如，不许采用挖底财、使用肉刑、侵犯中农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护了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虽说我和仲勋经常相距几百里之远，但他经常鼓励我，要我安心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信中说：“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还以他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根据地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经验：“如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最初，我在绥德地委和县委重点乡(绥德县沙滩坪区第一乡)当乡文书，后来在绥德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并因此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时报道基层情况。这个阶段，我和仲勋虽然多是分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面对10倍于自己、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彭德怀和仲勋的指挥下，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所制定的“蘑菇”战术，在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当时，我正在绥德备战，因承担了临时任务，才回到西北局机关，5月14日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能让我和仲勋见个面，也让我随同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芳为首的慰问团去安塞参加祝捷大会，同去的还有马明芳的夫人马淑良。当仲勋惊讶地见到我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我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我为之一怔，但马上意识到自己实在不应该来这里，影响太不好了。随后，他还对我说：“如果战争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此时，我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评，而且暗为他的伟丈夫的气概而自豪。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的秘书黄植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这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校址)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回延安后，仲勋为我带来了姐姐写的家信，那一天，我高兴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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