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针，于是就向毛泽东进了谗言。毛泽东肯定了康生的意见，王稼祥成了“三和一少”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魁祸首。
“文革”开始后，康生指使中联部的造反派批斗王稼祥。一天，伍修权在参加会议时，周恩来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说：“你是了解王稼祥的，毛主席也几次讲过，稼祥同志是为党立过大功的人。他在战争时受过重伤，不能再这样斗他。你应该出来为他讲讲话。”伍修权点点头，决心担起重任。
回到中联部后，伍修权利用一次干部大会的机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历史贡献，并说：“如果斗得人都翘了辫子，还叫人怎么改正错误？”伍修权说着说着来了情绪，直指造反派们道：“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了，我们经过几十年革命，什么艰难都经过了，向你们提一点意见，还是可以的吧。”不料这些话却引祸上身了，康生认为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后“中央文革”
又传达了林彪和叶群的“指示”：“伍修权是个危险人物。”原来他在东北时支持彭真，得罪过林彪。由于林彪乘机报复，等着这位老革命的，就只能是蹲牛棚，掏厕所，进大牢了。
当大法官审判“四人帮”
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和第二审判庭即军事法庭审判长。
为了掌握罪犯情况，伍修权曾几次去秦城监狱和北京军区看守所。
他首先去看了“女主角”江青。通过预设的观察装置，只见江青十分无聊地坐在一张木床上，两只手反复地抚摸着裤子上的折皱，似乎竭力想把它按平整。而张春桥则同他后来受审时一样，靠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伍修权观察姚文元时，见他正在吃饭，还吃得全神贯注，十分起劲。也因为能吃，坐了四年多牢他竟然“发福”了。而这时的王洪文已经推掉了潇洒秀发，成了“板寸头”，从精神上到外貌上都变了一个人。
在正式开庭审讯以前，特别法庭组织了几次实战式的模拟审讯，按照预定的程序方案一一进行庭讯，要求秩序气氛都和正式开庭一样。
伍修权回忆说：“这虽然有点像在演戏，可是实际上比审真的犯人还难，因为假犯人精神上没有压力，又熟悉案情和认识审判人员，可以钻空子与我们纠缠。”在预演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场不是事先安排的“戏”：那次开庭由第二审判庭审问“吴法宪”，审判长伍修权和副审判长黄玉昆主持审讯。当那位装扮的“吴法宪”到场后，忽然冲着审判席上的黄玉昆说道，在空军时他曾与黄玉昆共过事，两人相互关系不好经常发生矛盾，现在由黄玉昆审判他，可能会乘机进行报复。
按法律规定，黄玉昆应当回避。黄玉昆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措手不及无法回答。担任主审法官的伍修权见状，脑子一转马上向“吴法宪”严正指出：“这次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判的工作人员，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慎重考虑选定和任命的，每个人都是受党和人民的委托，按照国家法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个人报复’问题，因此没有回避的必要。犯人提出的问题，是没有根据的，本法庭予以驳回。”他这段话合理合法又义正词严，在场的人都说伍修权不愧为沉着冷静的大法官。
1980年11月20日，伍修权等来到了正义路甲一号公安部大院礼堂，这里已改建为特别法庭。下午三时，被告人一一出庭。第一个被法警押进来的是王洪文，以下依次是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张春桥是倒数第二名，最后一个才是江青。
伍修权说，所以这样安排，是考虑到江青本来就有歇斯底里的症状，很可能会闹庭。果然张春桥是“四人帮”中最死硬的一个，出庭时还是那样不死不活地被架到受审位置，并且与众不同地穿了一件中式的灰黑旧棉袄，半睁半闭的眼睛时时从镜片后面闪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