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1908.3.6~1997.11.9)曾用名吴寿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50.12~1955.1)。湖北武汉人。
1923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步兵学校学习,后任翻译。1929年调苏联伯力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1931年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连指导员、政治营教导员、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汀(州)连(城)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任共产国际李德的翻译。长征期间历任三军团副参谋长、陕甘支队司令部作战科长。到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73师参谋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等职。
1941年回延安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后任军事调处执行部沈阳第27执行小组组长,参加同美军、国民党军代表谈判。1947年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和沈阳卫戍区司令员。建国后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1949~1950)。
1950年1月,随周恩来去莫斯科参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工作。1950年11月,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并发表讲话,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1952年2月,参加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乌兰巴托出席蒙古人民领袖乔巴山的葬礼。1953年3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总理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吊唁活动。
1955年~1958年,出任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此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期间多次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出席苏联、东欧国家和其他国家党的代表大会及双边会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大会及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197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曾任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解放军战略研究所所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人大常委、政协常委。
主要著作有:《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等。
开了个“国际玩笑”
1925年伍修权被中国共产党派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步兵学校学习四年后,又到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了一年多。他在远东成了苏联军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获得优厚的待遇。
可是在国外生活一久,对故土的思恋也越来越强烈。他迫切地想返回祖国。
但苏联方面的领导人没有同意,反而鼓励他找个苏联姑娘结婚,不用回去了。当时确有不少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在那里娶上洋媳妇。
伍修权二十多岁,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时,校医务室一个叫卡佳的护士姑娘看中了他,两人已几乎形影不离。调到远东后,这件事吹了,但他又被所在单位的一位苏联女共青团员相中,几次向他抛来“彩球”。
伍修权装作不理解对方的好意,不过这事却大大启发了他。
这天,伍修权走进领导的办公室,十分认真又略有羞涩地说:“首长同志,我向您请示一件事:我有个女朋友在莫斯科,我想去把她动员到远东来,在这儿一块儿贡献青春。”领导一听大喜,很快为伍修权办好了去莫斯科的手续,还特批给他来回路费。伍修权不由满面通红,原来他所说“莫斯科的女朋友”并不存在。为了不使人产生怀疑,离开这儿时他个人的东西大都没带走,连一笔存款也没动。
1931年5月1日伍修权离开远东首府伯力,到莫斯科后他立即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返回祖国的要求。因为伍修权已经加入苏联共产党,此事涉及到苏联、中国和共产国际三方面。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组织部联系后,让伍修权拿着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信去苏共中央组织部,当面陈述自己的要求并办理必要的手续。苏联方面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副部长见面前的青年人,局促不安地检讨自己的“国际玩笑”,忍不住大笑起来,随后便满足了他的愿望,将他的组织关系通过共产国际转给了中共。
1931年夏天,伍修权从苏联回国,立即来到中央苏区的闽西根据地。那时部队刚缴获一批德国造的马克辛重机枪,战士们都摆弄不了它。正好伍修权在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兵器课中学过,从射击原理到维护修理他都懂得,就被派到刚成立的直属机枪连去专门教授重机枪的使用及保养。这时第三次反“围剿”开始,重机枪连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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