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鬼子兵”变成空军教员

    日本投降时，伍修权随彭真、陈云去东北。这天部队报上来一个重要情况：辽阳有三百多名投降的日本空军飞行员和技术人员，一时不能遣返回国，有人要求到矿山或工厂去自谋生路。就在我军控制的地区，还有几处日本占领时建成的军用机场，那里停着几架飞机。

    于是他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把那批闲着的原日本空军人员和那些闲置着的机场、飞机和航空设施都利用起来，并争取在这个基础上，筹建我们自己的空军。伍修权作为东北军区参谋长，直接领导这项工作。他考虑了一个方案，让人马上将这些原日本空军人员集中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招待他们的饭菜也相当丰盛。在谈话结束送他们回去时，又送了一些菜牛、活羊。

    这批日军人员知道将享受技术人员待遇，喜出望外。原日军航空队长林弥一郎等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接受八路军的要求。在我军护送下，当他们坐火车来到军区司令部时，彭真让伍修权陪同接待，并提出为了便于工作，不再把他们作为俘虏看待，保证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凡是有家属的都给予生活补助。对于我军派去学习的人员，伍修权更是提出严格要求，叫他们好好向人家学习，保证教学质量。

    投降的日本空军人员对此十分感动。带队的林弥一郎将要告辞时，伍修权把自己心爱手枪送给他，使林弥一郎受宠若惊，因为仅在四五天之前，他刚把自己的手枪交出去。对这件事，伍修权回忆说：林弥一郎看到我身上这枝十分精致的小手枪，想要我送给他作为纪念。我想到他也许是有意试探我们的诚意，为避免对方的疑虑，也就将这件心爱的自卫武器送了他。

    正是伍修权的这把手枪，使林弥一郎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林弥一郎影响下，三百多名日本空军技术人员，大多数愿意跟他一起协助共产党、八路军工作。伍修权派人将他们带出原来被监管的地点，搬到一座大洋楼里。除了少数几个负责为他们服务和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没有一兵一卒看管他们，使这批日本人感到“走上了一条从来没想过的道路”。

    伍修权安顿好林弥一郎等原日军人员后，东北局决定成立以伍修权为主任委员的东北航空委员会，林弥一郎也是五名领导成员之一。

    这是我军第一个拥有飞机、机场，特别是航空专业人员的航空领导机构。航空委员会成立了下属的航空总队，林弥一郎也是副总队长之一。

    这个航空总队是我国人民空军的第一支部队。接着伍修权在东北创建了我军第一所空军学校。

    1949年初，伍修权代表东北军区接受国民党最大的军舰“重庆号”

    起义后，又以全舰官兵为主组建海军学校，培训出我军第一批海军人才，并创建了我军第一座海军学校。

    “文革”中引祸上身

    1962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长的王稼祥，提出了一个想使我国摆脱困难，后来被称为“三和一少”的对外政策方针。其中心内容是对美国、苏联和印度采取相对缓和的“和平共处”

    的方针；对大包大揽全力支援一些国家的革命，要量力而为，适当减少。

    王稼祥将他的方案与设想递交给中央，伍修权紧跟其后签了名。

    “建议信”被送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手上。康生感到信中所批评和反对的，正是中央正实行的、而自己也正热衷的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

    方针，于是就向毛泽东进了谗言。毛泽东肯定了康生的意见，王稼祥成了“三和一少”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魁祸首。

    “文革”开始后，康生指使中联部的造反派批斗王稼祥。一天，伍修权在参加会议时，周恩来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说：“你是了解王稼祥的，毛主席也几次讲过，稼祥同志是为党立过大功的人。他在战争时受过重伤，不能再这样斗他。你应该出来为他讲讲话。”伍修权点点头，决心担起重任。

    回到中联部后，伍修权利用一次干部大会的机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历史贡献，并说：“如果斗得人都翘了辫子，还叫人怎么改正错误？”伍修权说着说着来了情绪，直指造反派们道：“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了，我们经过几十年革命，什么艰难都经过了，向你们提一点意见，还是可以的吧。”不料这些话却引祸上身了，康生认为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后“中央文革”

    又传达了林彪和叶群的“指示”：“伍修权是个危险人物。”原来他在东北时支持彭真，得罪过林彪。由于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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