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伍修权的老家，就在昙华林街区戈甲营内，基督教崇真堂的正对面。

　　他1908年出生于武昌离长江不远的一个弄堂里，在武昌读的小学和初中，1925年秋天离开武汉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一直从事革命工作。他的家几经搬迁，最后定居在戈甲营，其间他一直未回过家，直到1949年底，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经高岗同意，我回武汉探家一次，记得我连警卫员也没有带，只有我一个在沈阳的表妹作伴，乘火车回到了武汉，我好容易找到家门，老母亲感到突如其来，未免惊喜万分。儿子出去二十四年没有回家，杳无音讯，现在一下子出现在自己面前，怎能不高兴呢！这时我家已搬了地方，位于武昌一个狭小偏僻叫做戈甲营的小巷里，几间低矮破旧的小平房，住着我们全家人……父亲早已去世，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也先后去世，还留下老五老六和最小的弟弟，他们都从事普通职业……这次回故乡，并没有去住招待所，就在自己家里，陪着年近古稀的老母亲，同睡一张破木床上，每天吃着母亲和家人亲手做的粗茶淡饭……”伍修权住了一星期就离开了。我年轻时从他的家门口走过，还常常看见他母亲在小堂屋（现在称客厅）里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坐着。他母亲一直活到104岁，于1985年去世。

　　伍修权对历史建筑高度重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高师附小的校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尤其是对于湖北的党组织来说，它还是一处很有意义的地方。当年武汉地区党的工作，大都是在这里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武昌高师附小的校址还在，现在叫武昌中华路中学，听说有些建筑被拆除了，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地方应该适当保存下来，我觉得这个意见值得重视。”革命前辈如此重视历史建筑，令我肃然起敬，也引起我无限的感慨。看过《长江日报》关于昙华林的专版报道后，我约老伴贯穿昙华林重回儿时旧地一游，使我大吃一惊，痛惜不已。老昙华林已被肢解得支零破碎、惨不忍睹，完全没了昔日昙华林的整洁、协调和宁静。记得几年前从报上看过一篇报道，一位德国学者来中国参观后深有感慨地说，如果说1900年八国联军破坏了中国的建筑和文物，那么，这多年来大量古建筑的消亡及珍贵文物的损失，这责任难道又要推到外国人的身上么？

伍修权(1908.3.6～1997.11.9)曾用名吴寿泉。

湖北武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50.12～1955.1)。

1923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步兵学校学习，后任翻译。1929年调苏联伯力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

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1931年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连指导员、政治营教导员、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汀(州)连(城)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1933年任共产国际李德的翻译。长征期间历任三军团副参谋长、陕甘支队司令部作战科长。到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73师参谋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等职。

1941年回延安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后任军事调处执行部沈阳第27执行小组组长，参加同美军、国民党军代表谈判。
1947年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和沈阳卫戍区司令员。建国后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1949～1950)。

1950年1月，随周恩来去莫斯科参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工作。

1950年11月，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并发表讲话，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

1952年2月，参加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乌兰巴托出席蒙古人民领袖乔巴山的葬礼。

1953年3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总理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吊唁活动。

1955年～1958年，出任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此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期间多次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出席苏联、东欧国家和其他国家党的代表大会及双边会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大会及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

197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曾任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解放军战略研究所所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主要著作有：《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