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0日,"两案"     十名主犯受审。

    一言击中“两案”要害

    1980年6月，“两案”审判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伍修权也正式进驻到当时的林彪案审判办公室的集中办公地——西直门总政招待所。

    在工作中，大家都有一个感觉，这个案件很特殊，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案子，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审判，还不十分明朗。伍修权就同大家一起讨论，他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罪行，是与“文革”中党中央领导的错误相联系的，与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错误相联系，这是同你们过去所办的案件最大的不同点。经他这么一点拨，案件特点就显露出来了。接着，他同我们一道向中央建议对此案要解放思想。后来，全国人大五届十六次常委会批准成立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一切都突破常规，这才形成了一次解放思想的大审判。

    当时，我在起草起诉书中，总觉得罪行和错误难以区分。中央主张只审罪行，不审错误，这给草拟起诉书带来更高的要求。伍修权听取反映后，他一言击中要害，首先要认清这两个集团是在“文革”中犯的罪。关键要看到他们制造动乱、利用动乱、乱中夺权。后来，他还同彭真进行了研究。彭真具体明确了“抓两头的麻杆”，一方面抓住两案主犯在上报毛主席、党中央之前搞的鬼计，另一方面抓住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决定后他们搞的阴谋。这样一来，问题就好解决了。我们删去了起诉书中涉及到与毛主席、党中央错误有关的13件大事，只抓住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制造刘少奇冤假错案等一系列事实。

    要从战略上蔑视敌人

    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和特别检察厅。伍修权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二庭审判长。

    那一阵，他的确感到重任在肩，我们到他那里汇报工作时，总是见他在研究法律。据他讲：开庭时不能看本子，只能说根据某法的某条某款，某人犯有什么罪。所以，他对与案件有关的法律，都做到了熟记。另据我们知道，他那一阵还看了历史上的大量庭审资料，借此增加一些感性认识。在正式开庭前，他还到秦城监狱通过特殊的办法，观看了罪犯的表现。他在张春桥不知道的情况下，看了张春桥接受起诉书的场景。开始，张拒不接受起诉书，但在工作人员离开后，张又偷偷翻看。他回来讲了这些情况，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罪犯是空虚的，我们要从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他们。这番话对稳定大家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庭审情况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后，几乎全世界都在注目这次审判。记得我们二庭开庭不久，一庭也开庭了。由于一庭庭审调查的突破口没选好，国际舆论对王洪文“长沙告状”的问题有所反映，认为不是罪行，并作了这是“政治审判”和“政治报复”的评述。伍修权从审判指导委员会开会回来，马上向我们传达了这一情况，提醒大家注意，并同大家反复研究了下一步审判事宜，为庭审工作的健康进行提供了根本保证。

    在审判工作期间，我在第二审判庭，接受他对二庭的指导比较多。有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善于组织，并抓住事物的本质和案犯特点确定重点。他认为在林彪集团主犯中，黄永胜是个首要人物，他的罪行特点是同林彪、叶群关系密切，要抓住要害来突破。他同叶群电话有录音证据，伍修权就让我们从这里突入进去。吴法宪罪行特点是把党交给他在空军的权力交给林立果，让其利用空军为他们武装政变的阴谋服务。李作鹏罪行的要害在于“九一三事件”中私自放跑林彪的座机。在审判中，伍修权指导法庭对这一罪行进行周密调查，最后用铁的事实确定了李作鹏的罪责。

    杀声一片为何还判“死缓”

    在开庭前夕，伍修权主张搞一个模拟法庭先试一试。那天，他参加了我们二庭的模拟法庭。当时，“法庭”组织受审的假犯人充当真罪犯的口气，尽量为其罪行作狡辩，再由审判者依法据理予以驳斥。

    记得有一次充当吴法宪的假犯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说他与军事法庭副庭长黄玉昆过去在空军共过事，两人曾经有过矛盾，这次黄可能利用审判进行报复，因此黄玉昆应该回避。这个意外的问题使大家措手不及，一时无法回答。记得在场的伍修权说，这次审判人选，是人大常委会慎重任命的，每个人都代表党和人民来对危害国家的反革命罪犯进行审判，根本没有什么个人报复问题。同时，他又指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及整个民族，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受害者，所有受害人都要回避，审判就无从谈起。他这依法据理的回答，驳回了假犯人的问题，打破了僵局，也为后来每个罪犯都可能提到的类似问题提供了答案。

    在对“两案”主犯量刑时，曾遇到一个难解的问题。当时，鉴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罪行，全国到处都是一片杀声，希望对江青等人处以极刑。全体审判人员合议时，大家也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但此事经过中央和审判指导委员会的反复考虑，认为这样不行，一是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二是设想后人将会怎么看，不能凭义愤情绪来定。还有一个问题，古人讲“乱世用重典”，而当时拨乱反正不断深入，全国已比较安定，从政治意义上考虑，也不是非杀不可。这样，审判指导委员会报中央政治局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判处“死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