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嘱托救人，而引祸上身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党在国内和国际上，实行了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到６０年代初期其恶果已经非常明显，我国既在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上发生了严重困难，更在国际关系上出现了极其紧张和危险的形势。伍修权的老同学、战友和上级，当时正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在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三和一少”的对外政策方针，其中心内容是对正包围我国的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印度等“外国反动派”，采取相对缓和与“和平共处”的方针，这就是所谓“三和”；对我国不顾本身条件，大包大揽地全力支援各国的革命运动，要量力而为适当减少，这就是所谓“一少”。
　　王稼祥将他的方案与设想向伍修权等中联部领导干部作了陈述，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并得到赞同之后，于１９６２年２月递交了给中央的建议信，信的抬头是写给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的。王稼祥在下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对此承担首要责任。参加讨论并表示同意的副部长中，伍修权首先上去在信后签了名，结果伍修权就作为最早并第一个支持王稼祥意见的人，被“记录在案”了，致使他后来不仅为此承担了重要的“罪责”，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出于忧党忧国忧民之心的王稼祥，写出“建议信”并送交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之后，他们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只是认为问题非常重要，应该引起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重视，将王稼祥的信转发给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当时人们也没有认为这信有什么问题。康生看到“建议信”后，他感到信中批评和反对的，正是自己一直热衷和鼓吹着的一套，即中央正实行着的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他就向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吹风，用伍修权后来的说法是“向毛主席进了谗言”，说王稼祥提出的，是与中央“三斗一多”的“马列主义方针”相反的，搞“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毛泽东表态肯定了康生的意见。
　　“文革”开始以后，康生到中联部看了大字报，很不满意地说：“你们写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根本没有抓住大方向！”责怪中联部的“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就让中联部连续召开动员大会和全体党团员大会，康生亲自到会上直接煽动道：“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搞了‘三和一少’，你们应该集中火力批判‘三和一少’，这才是运动的斗争大方向！”虽然这时王稼祥已经调出了中联部，康生、王力却授意“造反派”将王稼祥揪了回来，逼他来看大字报，交代“罪行”和接受批斗。伍修权看了，一边为他感到痛苦，一边又为自身难保无法相救深感羞愧。王稼祥被揪斗的情况反映到了中央，伍修权在参加中央一次会议时，周恩来见到他就拉到一边悄悄说：“你是了解王稼祥的，毛主席也几次讲过，稼祥同志是为党立过大功的人，在遵义会议上和到延安以后，都是支持毛主席路线的。他在战争时受过重伤，身体很不好，不能再这样斗他，万一把人弄死了，只会造成损失，没有任何好处。”伍修权说这些他都知道，也正在为此着急。周恩来又说，“修权同志，你早就了解中央对王稼祥同志的态度，应该出来为他讲讲话，尽量保护他一下，你看行不行？”
　　伍修权回到中联部以后，利用一次干部大会的机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历史贡献，着重说了他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关键时刻，所起的重大积极作用，几十年来一直站在毛主席一边，毛主席曾多次说他对党是有功劳的，希望大家能了解和尊重这样的老同志，最后又说：“大家可以批判他的错误，但是应该讲究政策，不能否定他的一切，更应该文明一点，他过去为革命负过伤，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应该照顾他，不能这样狠斗他，如果把人斗死了，那当然不是好事，斗得人都翘了辫子，这还叫人怎么改正错误，更不能说明你们的斗争水平高。”伍修权说着说着就来了情绪，似乎忘了所处的环境，直指着“造反派”们道：“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了，还是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我们经过几十年革命，什么艰难斗争都经过了，向你们提一点不同意见，也还是可以的吧！”“造反派”们当然听不进他的意见，马上将他的言行报告到康生、王力那儿。康生、王力等认为，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黑干将”，很快将伍修权列为攻击目标和“打倒”对象。

　　康生下令，林彪发话，伍修权被打倒

　　“文革”开始时，伍修权还在中联部抓日常工作特别是外事活动，没有直接卷入运动之中，一度还以为这主要是文化界的事，后来却不行了，连自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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