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采用了"开放倒逼改革"的办法促发展,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后，人民币大幅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价格，中国的出口一日千里地发展，为经济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到了本世纪初期，这种出口导向政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目前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盈利低，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乃至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虚升和通货膨胀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

　　要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过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可直到现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曾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不良遗产"，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改

　　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退出不该管的领域、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已成为当务之急。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往深处说，政府改革涉及政治改革，它的目标就是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

　　2007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一文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能否持续、社会转型能否实现，取决于自由、理性等现代核心价值观和具有较大包容性及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建立。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则应当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增量渐进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动荡，实现软着陆。

　　我赞成他的看法。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运行中，它们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当前，我认为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设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公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

　　政治改革必须加快。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

　　简介：吴敬琏，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改革开放之初率先向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挑战，力主实行市场经济。有人说他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他自己说："我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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