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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止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毛泽东写完这篇文章后，又提笔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导语：“《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毛泽东写完后，叫来即将赴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的吴冷西，把这篇文稿交给他，要他一到人民日报社就立即发表，还要用新华社电讯稿的形式发表。这样，文稿一发表，全国报纸都会转载。第二天，吴冷西到人民日报社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来人民日报社主管业务工作的副总编辑，要他立即发表毛泽东交办的文稿。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前几天，《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一场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国展开了。
《录以备考》这篇千字小稿，使姚文元一下子摆脱了前一段时间他自己发表一些言论所带来的阴影。
姚文元成了“反右英雄”
姚文元看到了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后，长出了一口气。那一时期，他几乎很少睡觉，每天上班时，在办公室写反右文章，下班回家后，草草吃过饭，就又伏案疾书，写反右文章。一篇篇反击右派的文章，从姚文元的笔下飞出。
这些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奠定了姚文元“反右英雄”的地位。然而，姚文元还不满足于此。
在1957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写的文章、发表的言论，尽管有不当之处，但也不是真正向党进攻。把这些人打成右派，确实是扩大化了。可是，姚文元在反右问题上急于立功，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左”得不能再“左”的“左派”的样子，就顾不上道义和良心了，开始对文化界的一些人下毒手了。姚文元就如同当年鲁迅笔下评价的《水浒传》中的李逵，“抡起板斧，排头砍去”。
姚文元写文章攻击鲁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右派”，攻击王蒙、邓友梅、刘绍棠的写作原则是文艺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说徐懋庸是“伪装的敌人”。他攻击陆文夫在文艺领域里搞了一个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在反右运动中，姚文元在半年时间发表了50多篇反右文章，产量之高，令人称奇。
在他攻击的人里面，有他的师长一辈而他过去也对之十分尊重的人，有的是他父亲的朋友。姚文元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表现，深受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青睐。柯庆施于1957年6月14日在上海市委机关接见了姚文元，对姚文元倍加称赞。
转眼到了1958年7月，上海市委决定创办理论刊物《解放》，柯庆施决定调姚文元进入上海市委，在《解放》杂志任文教组长。
自从反右开始，姚文元一路走“红运”。他在1957年出版了第一本书《细流集》。1958年，他连续出版了3本书：《在革命的烈火中》、《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用“春风得意马蹄疾”这句话来形容那时的姚文元，一点也不夸张。
（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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