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姚蓬子变节后直到1949年革命胜利前，无论左翼文化人还是党组织都没有断绝与他的来往。他在国共双方都吃得开，都有朋友，这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重要人物们集体合影一张，内有邵力子、张道藩、周恩来、冯玉祥、胡风、陈铭枢、老舍、田汉等，而姚蓬子即厕身其间。我在《胡风回忆录》中多看到抗战间在武汉重庆、胜利后在上海胡姚交往的记述，虽然胡风从不掩对其势利、爱财一贯作风的嘲笑，但看得出来，他们过从密迩。姚“左右”逢源的特性，似乎被认为颇有利用的价值。1943年，冯雪峰经党营救，从上饶集中营出狱，即被安排暂寄姚蓬子的作家书屋。

    一个公然背叛党的人，1949年前后居然没有躲到台湾去，或选择移居美国、欧洲或香港——不拘什么地方，这一点，反映了姚蓬子对抗战以来自己与左翼文化界和党的关系修复良好的自信。当然，如果他跑掉了，日后“四人帮”恐怕便不免来一个“四缺一”。这是姚蓬子以独特方式对儿子一生施加的影响之一。他还从更深在的方面施加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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