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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后赠号长春真人，登州栖霞人，生活于南宋、金、元相互争雄之际。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宗教家，金元时期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之一，师王重阳，与马丹阳、谭处端、王玉阳、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同称“北七真”，一生志行苦修，济世救民，是振兴全真的扛鼎人物，被誉为“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人”。
修道弘教 一生不辍
金皇统八年（1148）旧历正月十九日，丘处机出生于栖霞滨都里。他自幼失去双亲，尝遍人间疾苦，埋下发愤自立的宿根。童年时即向往修炼成“仙”，栖身村北公山，过着“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饮松风”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松树激励意志，用爬山增强体魄。曾一次又一次将一枚铜钱从石崖扔进灌木丛，然后再去寻找，不得不止，以此磨炼意志。
十九岁时，丘处机去传说中的仙山———昆嵛山烟霞洞修行。金大定七年（1167）九月，闻听陕西终南山道士王重阳至宁海州传道，遂下山拜其为师，成为王重阳第一位弟子。因虔诚、刻苦、机敏、好学，丘处机深受王重阳器重。王重阳曾欣喜赋诗一首赠与丘处机：“细密金鳞戏碧流，能寻香饵会吞钩，被予缓缓收纶线，拽入蓬莱永自由。”
金大定九年（1169），王重阳携弟子四人西游，意欲回终南山亲自指导他们修炼，不幸途中病逝于汴梁。弥留之际嘱咐弟子说：“处机所学，一任丹阳。”所以继王重阳之后，马丹阳对丘处机各方面知识的长进，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金大定十四年（1174）八月，丘处机隐居今陕西宝鸡西南的?溪边潜修七年。金大定二十年（1180），又到陇州龙门山潜修六年。在十三年修炼期间，他“破衲重披，寒坑独坐”，“烟火俱无，箪瓢不置”，生活极为清苦，但他“静思忘念，密考丹经”，苦行、苦修、苦学，不但潜心于道学研究，同时在养生学、文学等方面造诣颇深，这为他后来能够从容应对金世宗与成吉思汗的召见，打下了坚实基础。
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三月，金世宗召请丘处机赴燕京（今北京），问之以长寿之方与养生秘诀，丘处机答以“惜精全神，修身之要；恭己无为，治天下之本”。丘处机在燕京住了半年之久，除了奉旨塑王重阳、马丹阳（时已病故）像于官庵，并主持万春节醮事外，还当面向金世宗作了“持盈守成”的告诫，金世宗赐给丘处机十万枚大钱，丘处机婉言辞谢。燕京之行使丘处机名声大振，也使得他对全真道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与希望。在回归终南祖庵的路上，丘处机不断创立道观，加紧扩大全真道影响。后因金章宗即位后，对宗教实行严格控制，丘处机看到弘教无望，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春，方返回终南祖庵。
金明昌二年（1191）秋，丘处机安排好陕西全真道未来发展事宜后，回归栖霞故里，兴建滨都宫（赐号太虚观）作为传道之所。滨都宫气象雄伟，当时号称“东方道林之冠”。金泰和六年（1206），丘处机重返宁海，改马丹阳故居为“玄都观”。此时，道众之多、教门之盛相当可观。与此同时，丘处机两访崂山，足迹遍及登、莱、青各州。从此时起，到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的十年间，丘处机“道行”登峰造极，威望与日俱增。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大丹直指》和《摄生消息论》等著作以及许多劝人行善、“返朴还淳”的诗句。金贞祐二年（1214），益都杨安儿起义军攻克登、莱等州，丘处机奉旨招抚了部分义军。其时，金、蒙、南宋三势鼎立，争相诏求丘处机，他概不应诏。
元太祖十二年（1217），丘处机由栖霞太虚观迁往莱州昊天观。
元太祖十四年（1219）冬，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持诏书相邀。丘处机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遂于元太祖十五年（1220）正月，带弟子十八人西行，其间历时三年，行程万里，七十四岁高龄的丘处机终于会成吉思汗于西域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在两人相处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常常讨论修身养生及治国理政之事。丘处机进言：“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敬天爱民。”成吉思汗对丘处机十分赞赏，口封“神仙”，并明令禁止屠杀和掠夺。
元太祖十九年（1224），丘处机回到燕京，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元太祖赐以虎符、玺书，命其掌管天下道教。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三万余。“处机还燕，使其徒持其牒召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于濒死而得更生者，勿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元史•释老传》）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开始了一统天下的过程。丘处机也说：“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
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七月，丘处机病逝于天长观。“及至葬，大备其礼，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元世祖时，追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武宗至大二年（1309），加赐金印，复赐号“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
丘处机遗著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蹯溪集》、《鸣道集》等。其诗词作品，在金元之交有一定代表性，后人所编《元诗别裁》、《词林纪事》都选有他的作品。《蹯溪词》一卷，由近人朱孝成辑于《疆村丛书》。丘处机西游经历，其弟子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有详载。
创新改革 振兴全真
从大定七年（1167）拜王重阳为师，至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仙逝，丘处机六十年中苦修弘教，开拓创新，对全真教的兴旺发达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重阳初创道教时，“使四海教风为一家”是其最终理想，可惜他与马钰苦心经营，未能如愿。丘处机掌管道教后，在继承全真道创教早期确定的教义、教规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修炼实践与传教经验，大刀阔斧改革道教，审时度势，创新改革，使全真教得以迅速发展，最终在元代初年，成为全国影响最大、信众最多、声誉最好的道教宗派。
在早期全真道发展过程中，丘处机作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几乎对王重阳、马钰以来的全真道所有理论领域都有突破与创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理论。在性命理论上，丘处机继承王重阳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的理论宗旨，把全真道“七分性学，三分命功”的性命理论转变为“只言性学，不谈命功”。虽然丘处机越来越重视性的修炼，但他也不是不言命功，只是结合全真道迅速发展和普通信众越来越多的现实，把全真道分成精英阶层与普通信众两个层次，因材施教。对于前者，在教给他们修性理论的同时，也教授一些修命的方法；对于普通信众，主要借用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劝说他们积德行善，偶尔教授一些性学内容，至于命功则绝口不提。丘处机还把王重阳功行双全的修炼方式，发展为内日用与外日用相结合的修养理论。重视“外日用”在修道过程中的作用，把大起尘劳、事上磨炼作为修性与积功累德的主要方式；在“内日用”的具体方法上，提出了去欲———止念———心定———心空———性见———成道的修性过程。还对全真道的内丹修炼理论进行了总结，提出“昼行命蒂，夜行性根”与“回光复性”的修炼方法，使全真道内丹理论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儒释道三教关系上，丘处机继续遵循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指导思想，更为强调“三教同源”。丘处机在更大程度上吸收了儒家的处世方式与禅宗的修养理论，在儒家积极入世、济世救人思想影响下，他对马钰倡导的清净无为的修道方式进行了变革，形成了全真道“有为为主，无为为客”、“有为为体，无为为用”的处世态度；在禅宗心性理论影响下，他把全真道的修性方式，由王重阳的识心见性改造为心空性见，使全真道心性理论具有了更大程度的禅学化。自金大定七年（1167）拜师王重阳之后，丘处机就跟随王重阳传教。丘处机隐居十三年，更是一边修道，一边传道，并使全真道在金统治上层得以传播。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丘处机又应金世宗之召，讲授修身养生之道与治国安邦之策，得到金世宗器重。在得旨还终南祖庵时，一路立观度人。东归栖霞故里后，足迹遍及登、莱、青各州，把全真道传播到崂山，为崂山全真道兴起打下基础。金兴定元年（1217）后，丘处机作为全真七子中仅存的宿老，独自承担起弘扬全真道的历史重任。后以七十三岁高龄会成吉思汗于雪山，被授予多项特权，借机广开教门，使全真道成为元初最大的宗教派别。
早在龙门隐修期间，丘处机就开始收取弟子。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主持陕西全真道事，追随弟子更多。金明昌二年（1191），东归栖霞后，又在山东收取大批弟子。觐见成吉思汗归来，更是“玄风大振，道日重明，营建者棋步星罗，参谒者云骈雾集，教门弘阐，古所未闻。”丘处机趁机大开教门，广度弟子，为全真培养了一大批教门骨干。
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丘处机在?阳石门建全真堂。后又对终南祖庵进行扩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丘处机被召赴阙，金世宗为他敕造官庵。得旨还终南祖庵路上，丘处机不断建造宫观，如苏门资福、马坊清真、孟州岳云、洛阳长生等。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丘处机在栖霞创建滨都观。在登、莱、宁海三州传道过程中，不断在各地建造宫观，尤其在成为全真掌教之后，三州的全真道庵或得到重新修缮，或获得一定观额。元太祖十六年（1221），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路经阿不罕山建立栖霞观。成吉思汗授予丘处机在统辖领域内随处立观的特权之后，丘处机派弟子到全国各地，把许多毁于兵火的道观，加以重新增缮，北方全真道观比比皆是，从而打下发展的坚实基础。
行善恤苦 济世救民
“曩者国朝初兴，天兵暂试，血流川谷，肉厌丘原，黄钺一麾，伏尸万里，马蹄之所及无余地，兵刃之所临无遗民，玉石俱焚，金汤齑粉。幸我真人，应召行在，微言再奏，天意方回，许顺命者不诛，指降城而获免，谕将帅以愍物，勉豪杰以济人。在急者拯以多方，遇俘者出以资购，婢仆之亡，从道者皆恕，卑贱之役，进善则放良。救人于涂炭之中，夺命于锋镝之下，使悛恶而从善，皆道化之弘敷也，天下受之庇者多矣。”这是姬志真《长春真人成道碑》称赞丘处机的话语。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丘处机，一生中济贫拔苦、建言止杀、救死扶伤、保全文化，使中原人民深受惠泽。
丘处机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万灵中人最贵”。和平时期，丘处机的心与黎民百姓连在一起，以民乐为乐，以民忧为忧。当出现天灾、饥疫、战乱从而民不聊生之时，他大声疾呼：“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民苦”，“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金宣宗贞三年（1215）至兴定元年（1217），由于连年战乱，加上饥馑瘟疫，胶东一带死伤遍野。丘处机迫切希望救民众于水火，把诸处全真道观所存余粮分与饥民，又亲自带领全真弟子，勤耕苦作，争取收获更多粮食赈济灾民。但因力量薄弱，百姓仍在不断丢失性命，丘处机仰天长叹：“皇天后土皆有神，见死不救是何因!”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路经邪米思干（今撒马尔罕），见当地百姓苦于战争，便与随行弟子，“有余粮则惠饥民，又时时设粥，活者甚众”。丘处机济世惠民，深受百姓爱戴。
丘处机在世的八十年及其前后，正是南宋、金、蒙古之间战争不断、中原遭受破坏最惨、百姓被杀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丘处机坚决反对战争与杀戮，拥护仁爱与和平。金大安三年（1211），蒙古大军逼近山东，眼见百姓又要遭受战争之苦，丘处机心急如焚，只身前往燕京进谏，恰逢宫廷政变，进谏没有成功。在丘处机一生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对成吉思汗劝善止杀一事。劝止杀戮，追求太平，是其西行的主要目的。这从丘处机的诗句中可窥一斑，如“欲罢干戈致太平”，“早教身命得消忧”，“早晚回军复太平”，等等。在给成吉思汗讲道的过程中，丘处机指出：“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则为外行，省欲保神为乎内行。”认为“省欲保神”只是做到了修行的“内行”不行，还必须“外修阴德”，做到“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丘处机的劝诫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成吉思汗放弃了以铁蹄踏平中原的想法，从而使中原人民免受杀戮之苦。丘处机西游的贡献，从《金莲正宗记》中可见：“当蒙古锐兵之南来也，饮马则黄河欲竭，鸣镝而华岳将崩；玉石俱焚，贤愚并戮。尸山积而依稀犯斗，血海涨而仿佛弥天。赫威若雷，无赦如虎。幸我长春丘仙翁应诏而起，一见而龙颜稍霁，再奏而天意暂回。诏顺命者不诛，许降城而免死。宥驱口而得赎，放虏口以从良。四百州半获安生，数万里率皆受赐。所谓……救生灵于鼎镬之中，夺性命于刀锯之下。不啻乎百千万亿，将逾于秭稂京垓。如此阴功，上通天意，固可以碧霄往返，白日飞升。……又何用于九转丹砂，七还玉液者也。”
为救民于困苦，丘处机还不断主持各种醮事，为民祈福。斋醮作为宗教性的活动，虽然是非科学的，但丘处机这种行为本身，充分表明他爱民救民的宗教情怀。全真道认为“救人设药功尤大”，因而非常重视医学知识的培养。丘处机通晓医学，医术精湛，常常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女真贵族建立的金和蒙古人建立的元在进入中原以前，文化相当落后，在其统治初期，都曾尝试以本民族的落后文化控制中原。面对中原文化生存的危机，丘处机为保全中原文化做出了贡献。一是，丘处机掌教后，继续宣扬三教合一。郭起南在《重修长春观记》中说：“常人入道，便废斯文，长春则不然。访古则纪之吟述，登程则寓之述怀。咳唾珠玑，语句超俗。”在丘处机好学精神熏陶下，门下弟子多博学儒雅之士，这对于在金元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保全中原文化发挥了一定作用。二是，丘处机积极在金元高层统治者中宣传中原文化，使他们加深了对中原文化的了解。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召见丘处机，丘处机趁此在金廷上层高官中宣传中原文化。尤其是丘处机与蒙古统治集团的接触，对于后来“汉法”的采用也有某些促进作用。所谓“汉法”，乃是中原地区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它与落后的蒙古“旧俗”是对立的。由于上层统治者较早接受了丘处机的影响，他们参照汉法，定策立仪制、建议军民分治、建立赋税制度、废屠城旧制，奠定了元朝封建国家的立国规模。元朝建立后，以忽必烈为首的当权者为了巩固统治，也不得不任用汉人，采用汉法。这一切对于金元之际中原文化的保全，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三是，丘处机西行觐见返回之后，充分利用成吉思汗赋予的各项特权，积极延纳中原知识分子入道，从而逃脱了蒙古兵的羞辱杀戮，提高了全真道弟子的整体文化水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中原文化。
汉族文化外，还大量记录了各民族的风土人情，由其弟子李志常等人整理编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为后人留下了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
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深远而广泛。以全真而仙、性命双修、三教合一、功行双全为主要特征的全真道，不仅对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安定功能，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丘处机作为全真道兴旺发达的扛鼎人物，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与宗教家，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与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朝乾隆皇帝称赞丘处机：“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这应该是对丘处机一生最为恰当的评价。
参考文献：
1.张茂华等：《齐鲁历史文化名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栖霞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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