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发展的行为方式上，普京依靠国家调节的作用，梅德韦杰夫则主张发展社会自我调节，大力建设公民社会。普京认为，在价值观缺失、政党政治混乱的情况下，应使“国家成为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成为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在行为上，普京致力于消除寡头政治、压制反对派、建设垂直管理体系和统一法律空间。而梅德韦杰夫则认为“强大的政权与强大的公民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我们需要让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成长同步前进”。他主张加强社会自治的功能，逐渐减少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在战略上，普京偏重威权主义，梅德韦杰夫则偏重民主主义。

3.在民主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的特殊性，梅德韦杰夫则强调民主的无差别性和普世性。普京承认，民主有其应共同遵守的准则，但必须与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应。他实际认为民主的利益应当服从于社会发展的利益，服从于俄强国的利益。在实践上，普京初步建成了具有俄特色的“可控的民主”，并被“统一俄罗斯”党定名为“主权民主”。而梅德韦杰夫则认为民主不能分为“主权民主”或“西方民主”，民主就是民主，不应为民主增加定语。

4.在对待其他社会力量问题上，普京强调不可超越的原则，梅德韦杰夫则强调对政府进行制约的职能。例如：对于政党，普京要求“无论政治争吵如何激烈，无论党内矛盾如何难以解决，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使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对于新闻自由，普京指出，“不负责任的蛊惑宣传，分裂社会和利用外国的支持影响内政的企图，不仅不道德，而且不合法”。普京实际上为社会力量的行为限定了不可超越的基本原则。而梅德韦杰夫则强调社会力量对政府的制约作用。例如，他认为言论和新闻自由是打击腐败的要素之一，“应当维护媒体的现实独立性”。又如，他主张发挥非政府组织和非商业性组织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认为与这类组织开展合作“是民主国家的优先任务”。再如，他主张建立行政透明制度，发挥地方自治的作用，行政当局与社会之间应当签订社会契约，以及建立自由的信息环境等。在公民社会问题上，当有人问及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既可能是合作关系、也可能是对立关系时，他仅仅指出合作关系“最具有建设性”，而没有对公民社会的发展做任何限制。

在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的。至于这些差异是否会引致梅普间的分歧甚至冲突，则需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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