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涛
 

    《尚书·盘庚》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一篇很重要的文献，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商代社会的实际。但《盘庚》写于何时，说法不一。旧说有二：一是《书序》说：“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说明《盘庚》为盘庚时作；一是《史记》说：“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说明《盘庚》系小辛时作。这两种说法，我们认为《书序》的说法，较为合理。因为迁都乃国之大事。尤其是盘庚这次迁都，“震动万民”，史官必有所记。据今存《尚书》（《宋十三经注疏本》《咸有一德》篇后所附的几篇迁都的文诰，如“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有《序》、有《篇目》，只是无《文》，而且每篇《篇目》都是以君名名篇，显然是史官所记。《盘庚》也是以君名名篇的，而且有《序》，有《文》，与前几篇迁都的文诰结构大致相同，所以从《盘庚》篇，也可以反证《仲丁》等篇，也应是有《文》的，它们应都是史官所记。试再证之《盘庚》上篇。
    “盘庚迁于殷，……出矢言。”
    为史官所记当时事件发生后的情状。
    “曰我王来，……底绥四方。”
    为史官所记盘庚的训诰。
    “盘庚 于民，……攸箴。”为史官所记盘庚 民的话。
    “王命众悉至于庭。”为史官叙述众遵王命至王庭的情状。
    “王若曰：……弗可悔。”为史官所说盘庚的训诰。
    从上面看来，《盘庚》，显然是史官记述盘庚训诰群臣及众民迁都亳殷的史实。所以，《盘庚》和《祖丁》、《河亶甲》、《祖乙》一样，都应是史官所记迁都的文诰。据此，《盘庚》应作于盘庚时。《史记》说《盘庚》是小辛时作，其理由是不足的。因为在《盘庚》篇里，根本没有提到“帝小辛立，殷复衰”的事实，既没有“百姓思盘庚”情状的叙述，也没有“百姓思盘庚”而作《盘庚》三篇原因的说明。所以， 我们认为《史记》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但由于近人对《今文尚书》著作时代的怀疑，因而也怀疑《盘庚》不 是商代作品，多数人认为是周初作品。理由是根据《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的一段话。李泰芬的《盘庚正伪》便认为《盘庚》之作，是殷遗民追念盘庚旧政的作品。李泰芬的这一说法，我们是不能苟同的。即使《吕氏春秋·慎大览》所载武王追问殷遗民的所欲一事属实，那么武王对殷民实行“盘庚之政”即可矣，又何必要再作《盘庚三篇》？且《盘庚》三篇中，并没有殷遗民对“盘庚旧政”思念之辞，所以把《盘庚》之作，说成是殷之遗民为追念“盘庚之政”而作的说法，是勉强的。李氏又说宋之国民即殷之遗老，因而确定《盘庚》乃西初宋人所作。这一说法，更为荒唐。考宋之立国，在周伐武庚之后，武庚之伐是周成王时的事，时武王已死，即使真有宋人写出《盘庚》三篇，怕武王也看不到，此其一。再说宋之国民，是在微子统治下的“殷遗民”，不是武王所担心的“殷遗民”。武王所担心的“殷遗民”，是武王克商后的商纣之民，此其二。再说《盘庚》果为宋之国民所写，这在《盘庚》篇中，还找不出来可以证明的根据，此其三。所以我们认为李泰芬的这个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说《盘庚》写于西周，我们还可以举出李民教授的例子。李民教授在他的《尚书与古史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八《盘庚》的制作时代》一文中，说《盘庚》应作于周初。在论说中，他除从名词和用字上；从思想体系上证明《盘庚》作于周初外，并提出“周人作《盘庚》的目的何在”这一问题进行论，证明《盘庚》作于周初。李民教授说《盘庚》是周王朝的统治者“依据一些典册或口耳相传的历史材料，从是找出盘庚迁居的史实，予以整理，并按照周人的语气写成”的，其目的在于向殷人宣告：“在你们的先哲王那里，也有着迁居的举动，我们现在迁徙你们。无非是效法你们的先哲王而已”（《研究》）P.132其实，李民教授的这一段话，正说明《盘庚》是载诸殷人“典册”，或为殷人“口耳相传”的一篇文诰，只是周人想借助盘庚迁都的事实，用来“安抚或绥靖被迁的殷人”而“按照周人的语气写成”的罢了。真是这样的么？我们且不说《盘庚》是不是真是周人“按照周人的语气写成的”，我们只问周人真的能借盘庚迁民的文诰，来“安抚和绥靖被迁的殷人”吗？按盘庚迁人于亳殷是内部矛盾，而周人迁殷人于成周是敌我矛盾，怕周人是很难拿盘庚迁民的例事，来说服这些曾参与武庚叛乱的殷人，使他们安定顺从吧！因为他们所担心的是周人把他们迁到这里来，会不会杀死他们？所以，周人单想拿一篇《盘庚》文诰，就想来打动这些被迁殷人的心，让他们“有力地帮助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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