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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成为柳传志

的,我如果坚决在北京,倪光南先生这个事也是不可能激化到后来的程度,而且在国内一度业务受挤压到那种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不像今天,很多事我说完以后大家就会坚决去做,这是要经过考验的。那个时段是我感到最麻烦的时候。

  关于这段1994至1997的双线作战经历,有多重背景:其一,当时柳传志的身体极为糟糕,夜夜失眠;其二,柳和时任联想总工程师的倪光南的矛盾已经逐渐明确化;其三,当时杨元庆、郭为已展露头角,但尚未支撑大局;其四,外国电脑厂商强势进攻中国市场;其五,原本以进口AST电脑为主业的香港联想管控失当,1995、1996两年亏损2.5亿港元——柳为什么能在这样一个腹背交困的情况下坚持下来,至今仍令人难以想象

  柳传志:我1987年得了美尼尔症,当时不知道有多严重,休息了一天就继续上班,本来可以养好的病落下了病根。1980年代,完全不知道脑力劳动也是个劳动,所以在任何时间都在想事,睡觉的时候也在想事,因此经常头疼,美尼尔症一发作就要死要活的。1994年3月,总裁室开务虚会,布置全年业务,跟倪光南谈的很不愉快,会开不下去,我已经头疼到了没法忍受,只能到海军总院住院。住在医院里,一开始想事情弄得日夜睡不着,医生就让我停下思考,说睡一宿觉要是相当于一本书,你能不能先睡一页?睡不了一页咱睡一章、睡一句?后来我才发现,实在是病的没有办法,把事情都搁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后来当我情绪逐渐稳定,能休息一会儿以后,医生就陪着我在玉渊潭跑步,每天早晨跑三四千米。还有一个插曲,就是1992、1993年国内流行跳舞,我永远学不会,因为不可能有心思去学,在玉渊潭锻炼的时候,才知道跳舞要听音乐踩拍子。我记得第一次跳舞人家都不跟我跳,最开始我跟一个特胖的老太太跳,一下就把人脚踩了。大概一个多月不到,我的情绪就稳定了,才开始开会研究收拾局面的事。

  此后,柳传志形成了每临大事,在空旷的环境里边散步边思考的习惯

  柳传志:现在不用了,但以前就是怕头疼,重要的谈话一定要到颐和园、钓鱼台,边走边谈。写东西也是写一段就头疼,只能出来散步。秘书都要陪着我,在外面要走很长时间,走完了,想完了,回去写一段。最苦的时候,有一年冬天我们到了钓鱼台,我是那里俱乐部的成员,就在钓鱼台的房间写,结果赶上俱乐部关门修整,我就坐在汽车里面,写一段就出来走走,然后再会去写。

  虽然有人陪着,但基本上还是自己思考。跟人辨论是一个重要的将思考捋顺的方法,我的秘书听我捋一遍思路,他提自己的意见。我在开重要会议时,有重要决策事先都跟参加会的人交流,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所调整和共识,所以基本上很少有我在会上决定不下来的事。

  最终,柳传志选择了孤注一掷的将全部精力放在国内

  柳传志:后来由于国内有跨国公司的挤压,倪光南的事情又出来之后,矛盾很尖锐,弄得整个队伍可能会散。我就下定决心,放手香港业务,完全回国。当时也没有运筹帷幄到很有远见的程度,只是判断国内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会出大篓子。我回来,一个是把倪光南的事挑开了,另一个是坚决把杨元庆的团队支持起来。当时把握没有多大,实际上是孤注一掷。那时候还不像今天说的,先把几个死扣解开,那时候有死扣也必须那么做,不那么做更是死。后来说“拐大弯”,真的就是经验越积累越多,本事越来越大,才游刃有余,当时的情况哪有那么大本事,我真有那么大本事就肯定不会病成那样。

  离开香港时我交代香港的总经理,不是要命的事不必得到我的同意,你们自己做就完了。我离开香港第一年还不错,第二年就不行,第三年就大亏损了。从1994年到1996年,国内的业务基本起来了,但1995年香港那边又亏了,巨亏以后,我已经想好了处理方案,把国内这边的事做了部署,无后顾之忧了,北京不会有任何事绊住我的时候,我就不害怕了。很快处理香港的事,一个是借了钱把亏损给堵住,二就是坚决撤换吕谭平,最后把中国和香港的业务合在一块。

  柳传志用了三年时间完成北京、香港两家联想的调整,以及个人身体的调理。他没想过放弃?

  柳传志:我真的是没有动摇,一个重要的原因,确实觉得当时肩上已经有极重的责任。另外,这就是一种感觉。就好像说,有的人在中国贪污,把钱一卷到了美国,照样过好日子。对我来说,不要说那种事,如果我没有兑现承诺,辜负了别人的信任,我会从内心很难受,甚至很痛苦,会很自责。所以当我负有那么大责任的时候,有这么多员工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绝不可能退缩。我退下来只有一种可能,事情做的还可以,可以有个交代了。

什么妨碍了中国企业进步?

  柳传志究竟是一个风险规避者,还是冒险者?

  柳传志:我是守正出奇的人,基本上是按照规律做事,出牌都有规则,到一定程度就会冒一次险,集中做一次出奇的事情,而不是经常一来就冒风险,或者求高效率、高回报。我都是按章办事,但是绝对是在该出手的时候会出手。也许有人会说联想错过了一些机会,但只要我们想做的,就一定能做成。

  他看到的企业最容易遇到却也最容易忽视的挑战是什么?

  柳传志:这么多年下来,我对“求实”这一点看的比“进取”、“创新”还高,因为在咱们这儿求实是一个大问题。

  在联想,我会找后帐,跟朱立南、赵令欢和他们下面的队伍都找过后帐。比如你投了一家公司不成功,是因为领导者比如并不善于团结人,但当时你说他能够成为凝聚力的中心,实际他并不善于团结人。我就要问,这个话当时是怎么说的?就是你根据什么说他能成为“凝聚力的中心”了?你说这话时负的起责任吗?求实了吗?

  我这样做,使大家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对自己说话什么的都会严谨,会使我们所有有责任、有权利的人,做事情都会更加谨慎。思路上、想法上你可以很大胆,很冒风险,但是你的做法,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必须脚踏实地,这个也是慢慢形成的一种文化,求实的文化。

  在弘毅投资的团队组建之初,柳传志曾经为一次准备不周否决过一个好项目

  柳传志:有一次他们要投东北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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