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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时期，自己内心里勾勒出一座珠峰。在百废待兴的1980年代的中国，很难评判什么是一个好创业者必须做的，什么是可以不做的，但柳做到了明辨和严格自律
柳传志：我开始办公司的时候，没有今天这么高的目标，只是觉得这是个人生存价值的一个体现。但我心里头还是有愿景，因此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时候，我就把话说在明处：“把联想做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它的要让路。”比如说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自然会有同学、亲戚来找我求职，我有这句话放到这儿，哪怕得罪人，我也绝不影响公司的利益。慢慢的这些事就都没有了。
我多年前就总结过自己为公司做出的几个方面的牺牲。第一个是跟朋友的关系。过去在研究所里，有不少同事跟我挺好，互相能够谈谈心里话。等到我办公司以后，有很多事情，关系公司利益的，我不能跟人家谈，来往自然就少了。还有一些好朋友在公司里面，因为跟我道不同，离开了，这让我也觉得很有损失。第二个遗憾是，我以前兴趣很杂，踢足球、打乒乓球、跑中长跑，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闲书杂志，今天这些东西可能都没了。1980年代的时候，我一回家去，弟弟妹妹就开玩笑说：“除了联想这点铜臭的事，别的事都引不起你兴趣。”那时公司成天要死要活的，你根本顾不上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情，今天大家说起1980年代发生的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发生过。还有一个损失就是身体，因为压力大，又不知道调节，致使美尼尔症长期发作，很难受，那个时候不知利害，也顾不上这些。
关于其自制力，有个细节颇有说服力。联想的11人创业团队有6人吸烟，当时每个人收入微薄，公司买的招待客户的烟究竟被如何用掉，又说不清楚。最终，柳传志等人主动戒烟，此后也从未复吸
柳传志：创业之前，我太太想方设法叫我戒烟，我死活不肯，但是到我决心说要戒的时候，就在心中暗暗起了一个誓：如果再抽烟，我这个企业办不好。从此就没再抽过。但这么多年里，我夜里梦见自己抽烟大概不下20次，倒不是想抽烟，而是在梦里我想到自己没遵守规定，都被吓醒。大概创业十年之后，还会做这样的梦，最近这些年倒没有了。
现在公司已经比较好了，我自然会放松一些要求，比如过去我在香港住过的一个房子，现在我希望公司把它保留，专给我用，这对公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会做。但是我绝不会把同学或跟我特别近的人放在公司的重要位置，或者做事不公平，这些事我会特别注意，这样的话公司的口碑会比较好。如果是对联想本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事情，我不会做。我的追求就是尽量的让企业能够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发展，今天看来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其实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
柳传志有句话说：“什么是兴趣？需要就是兴趣。”这是一个简单却复杂的结论，一方面，这展现了其使命必达的执行力，另一方面，是他凡事围绕目标思考的方法
柳传志：做所有事之前，我都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所谓复盘，也就是所有的事都扣着最初的目的去做。
联想创立不久，还只十几个人的时候，我上班老有人来找我谈事，第一个人还没谈完，第二个人又上来接着谈，第三个人没说完，后面就有五个了。但是聊完之后却没有决定任何一件事，而且我一想，这几件事都不是最重要的事。这就使我觉得，必须得弄清楚什么事是我真的要办的，我先去办，其他的事得要让我来挑时间找他们。这是一个偶然的想法，从这之后，我就觉得时间的控制权要在我自己手里。
恰好计算所有个副所长，他随便跟我说了句话：你最难的时候，干脆把事先放下，到一边去把这个事重新想想。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这就是复盘。后来我在生病期间，看了曾国藩那本小说，里面也说曾国藩喜欢在每件大事开始之前，大事做完以后，都点上一柱香，把这个事重新想一遍。
这种目标导向的思考方法和坚决执行，在联想内部成为了一种文化：“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这源于1989年，评选“国家科技进步奖”时，有望获得一等奖的联想汉卡未被评委充分理解其价值，只给了二等奖。柳对此并不认同，而要求刚刚加入公司的郭为等人找出方法让评委对联想汉卡给予正确的评价
柳传志：当时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公司要在中科院和社会上形成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形象和影响，非得要打这个牌子。第二是实际业务中，汉卡出了名，把它插在微机上，能带动微机的销售。我们想到这两点，研究了这条路，就意识到要死嗑。而且，分析下来，也不是嗑不动的。
那时候有句话：“现在中国的状况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绝对做不到的，没有一件事是绝对能做得到的。”它主要指的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大家摸着石头过河，所有的政策全都是活的，严可能很严，但宽也可能非常宽。我记得电影《大决战》里边有一个镜头，四十多岁的罗瑞卿有一个任务是冬天过冰河。电影里说：咱们玩命过河，有可能活下来，要不然的话，哭都找不着坟头。我觉得我在创业过程中，也有这个劲头，玩了命我也得把这件事做成，完不成死也得死在那儿。到现在我们开会还经常说，看看有死扣没有，也就是问：有没有真过不去的困难？究竟这些过不去的困难是什么？有哪些是可以通过联想的努力解决的？
我最艰难的时光
柳传志曾将联想诞生之初的外部环境比喻为“42度下孵小鸡”，但他所遭遇的挑战远不止如此
柳传志：说到底，艰难有两类，一类是大环境不太好。比如我以前说，42度下一个鸡蛋能不能孵出小鸡来？能，但就那么几个，必须生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孵出来。其实要求大多数鸡蛋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是没有必要的，也不可能。主要应该改良环境。
今天回忆真正最大的艰难，就是我肩跨香港联想和北京联想领导工作的时候，这两家企业又没能合在一起，在领导力度上给我带来了很大问题。香港是香港的业务，北京是北京的业务，那时我在北京?桓野咽伦サ降祝蛭蛔サ幕埃愀勰潜叱鍪铝宋矣忠ィ惺币患挛易隽艘话耄绽肟也煌饧耐侣砩匣嵊写蟮姆吹Ｍ览恚业搅讼愀郏膊桓野严愀圩芫砺捞菲降骺约鹤觥Ｎ胰绻岢衷谙愀郏?1995、1996年大亏损根本是不可能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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