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无可奈何，于1月22日就任代总统。他发表文告说：蒋介石“轸望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发表的官样文章看，蒋之所以下野，乃是为了“弭战消兵”；而李宗仁之上台，亦为“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其实蒋之“引退”，决非出于本心，而是形势所迫。董显光承命所著的《蒋总统传》就毫不隐讳地说：蒋“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的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没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

    而这时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隔江而治。因此，他一上台，就积极进行“和谈”活动，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垂亡。同时，整顿军队，加强实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隔江对峙，分庭抗礼。然而，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如意算盘。蒋介石下野之前，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引退”后，在溪口建立电台七座，控制国民党的军政事务。

    李宗仁上台的当天，为了表明企求“和平”的减意，电邀李济深、章伯钧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同时指示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为和平代表。23口，他听到中共广播关于和谈四条声明后，于第二天又指示行政院办理“七大和平措施”。但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实际上敷衍塞责，并以“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为由，决定迁往广州。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谓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李宗仁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承认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一事，事前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委员联席会议讨论。结果李电发出后，溪口即有长途电话同孙科接触。第二天，内阁要员就悄悄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这时，蒋介石又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移往广州举行，俾与孙科的行政院密切联系。这样，把李宗仁孤立起来，使其不能代表南京国民党政府与中共进行和谈。

    在这期间，李宗仁为落实其所谓“七大和平措施”，释放“政治犯”，曾先后以“代电”和亲笔信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而顾祝同却把这一事推给陈诚、张群。他只好又派程思远专程到台湾与陈诚面商此事。陈与顾祝同一样，采取颐左右而言他的策略，对程思远说：“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象囚禁张学良这件事，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所以我也不闻不问。”程知道释放无望，便返回上海。

    不久，人民解放军经过淮海战役后，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2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李宗仁等主张将主力自南京向长江上下游延伸，江阴以下江面辽阔，不易强渡，可不必用重兵防守。而掌握实权的江防司令汤恩伯，声言此方案大违总裁意旨，要将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广有的人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与其争辩。汤却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说著，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李宗仁望著何应钦、顾祝同说：“这局面如何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