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辖第三、八两路军。1930年3月,国民党各派反蒋人士在北平发起召开“扩大会议”,会商准备组织新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实行军事改组。李宗仁即派叶琪、胡宗铎等代表前往参加。3月15日,鹿钟麟等五十多名国民党将领联合通电全国,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4月1日,李宗仁和冯分别于所在地联衔通电就职,并将广西的第三、八两路军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自任总司令,下辖第一、二、三路军。
这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李宗仁决定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冯、阎会师中原。22日,他将部队集结桂东,分三路秘密入湘,很快占领了衡阳、长沙、岳州,前锋已入湖北,预计一星期后即可攻占武汉。可是,当他挥师继续北进时,其后路交通重心衡阳突为粤军蒋光鼐所占,部队顿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这时,李宗仁面临两种抉择: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直取武汉,还是回师会攻衡阳,待克复衡阳后再继续北进?他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将部队自长沙一线南撤,围攻蒋光鼐于衡阳。但因给养中断,军心涣散,加上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而粤军的增援部队云集。6月底,双方复在湘南展开激战。尽管李宗仁亲赴前线督战,终以缺粮,无法维持,不得不将部队撤回广西。
为应付广西当前危局,李宗仁以柳州为发号施令中心,整顿部队,择要固守。在战略上对湘、粤军取守势,令白崇禧,黄旭初率领部队,向占领南宁的滇军卢汉部进行夹击,将滇军驱逐出境。正当他举部进击侵入桂境的粤军时,广东与南京之间发生矛盾,蒋介石借助中原大战胜利的余威,企图利用“约法”,出任总统。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反对“约法”被幽禁汤山。粤籍国民党中委对蒋独裁不满,纷纷南下集议广州,以陈济棠等实力派为主,策划反蒋援胡。因此,桂、粤两军通款言和,李宗仁乃兵不血刃,将梧州以西和平收复。次年5月,不愿与南京合作的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李宗仁应约参加,被选为委员。会议决定在广州成立新的国民政府,通电蒋介石下野,并将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集团军。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上讨蒋。蒋介石也调兵遣将,预在湘、赣一带堵截桂、粤两军。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各界纷电宁、粤双方息争对外,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广州方面也撤销国民政府,另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政府表面上复归统一。这年底,李宗仁煎往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随后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抗日战争期间,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宫,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
在这之前,李宗仁曾著手治理国民党内争给广西带来的疮痍。他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自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1934年,他召开广西省“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制订了“广西建设纲领”。在全省实施“寓兵子民”政策,“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培养民众“自卫、自治、自给能力”。同时,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建立兵工厂,以谋自给。他还扩建空军,开办航空军事学校,配有美、英、日各式飞机五六十架。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在两个月之内,将原来十四个团的常备军,迅速扩编到四十八个团,组编为四个军。开赴抗日前线。
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如何进行有效的抵抗?为了回答这个战略性的问题,李宗仁在进行抗战动员准备时,曾发表了《焦土抗战论》,讨论抗日战略。他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
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值时,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次一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李宗仁刚到徐州时,居民迁徙一空,市面萧条。为了安定人心,他每天清晨或午后,都要骑著马在街道上巡视一番。此时,他的心情虽然极其沉重,但却故作悠闲。市民见司令长官尚有如此闲情逸致,出来遛马,相信战局可能稳定,乃相率回市,开店复业,市面恢复繁荣。随即,他组织抗战青年团,发动民众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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