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宗仁意料之外。3月16日，蒋介石召见孙科，支持孙出来竞选副总统。这么一来，李宗仁的处境就大大不妙了。当时，竞选副总统的国民党人还有于右任、程潜。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又作出特别决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派陈立夫负责国民大会的党团干部会议，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其约束，违反者予以党纪制裁。4月3日，蒋介石召见李宗仁，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孙科)，希望你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根本不听蒋的“劝告”，当日就和于右任、程潜建立竞选副总统的联合战线，一致反对候选人由党内提名的决定。

    李宗仁与于右任、程潜的举措，得到了复兴系、三青团地方干部的广泛支持。原来，抗战胜利后，“CC”系与三青团分子的矛盾日益激化。按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统一党团组织案》规定，三青团并入国民党。自此，各省、市、县的国民党主委由“CC”系分子担任，而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大部分是复兴系分子)担任，彼此互相争夺权利日趋剧烈。在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前夕，三青团的地方干部大部分以国大代表身份来到南京。他们认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成立党团干部会议，支持孙科竞选如果得胜，蒋介石将更加信任陈立夫，即“CC”系更加得势，对三青团不利。为了对付陈立夫的“CC”系，蓝衣社、黄埔系、三青团的一些骨干分子，一致支持李宗仁竞选。

    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前两次投票结果，李宗仁得票都是领先，孙科次之，程潜第三。但因没有一人所得票数超过代表总额的一半，依选举法规定，必须继续进行选举。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挟他们把为程潜争得的所有选票全部改投孙科，程潜严词拒绝。李宗仁也连夜召集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程思远等商议，最后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对策。第二天，李宗仁、程潜在南京各报发表放弃竞选的声明，披露这次国大选举副总统存在著某种压力，使各代表不能本其自由意志投票。李、程放弃竞选的行动激起了其支持者的愤懑情绪，纷纷罢选，致使国民大会不能如期举行。孙科处境尴尬，也被迫放弃竞选。蒋介石看到选举将要流产，只好请白崇禧劝说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第四次选举结果，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

    李宗仁竞选胜利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更加激化了。事隔一个多月，蒋介石就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之职，调离南京总统府，任华中“剿总”。白夫人马佩璋有一天对程思远板著面孔说：“你同邱毅吾(即邱昌渭)做了一桩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开始，白崇禧拒绝接受此项任命，跑到了上海。后来，黄绍竑奉蒋介石之命，前往上海做劝说工作。黄开门见山地对白说：“人家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太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把广西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出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而数利吗!”白一听此说，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商谈后，于6月底到汉口就职。

    在李宗仁就任副总统的这一年，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且这种变化还在进行之中。10月，也就是长春解放的关键时刻，司徒雷登针对蒋介石集团面临土崩瓦解的恶劣情势，向马歇尔主持的国务院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第二项即“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与李宗仁”，并悄悄地进行和谈活动，以期借此迫蒋下台。

    不久，白崇禧也忽然从汉口发出“亥敬”电(亥：代十二月；敬：代二十四日)，呼吁蒋介石与中共恢复和谈。电云：“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30日，白又向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

    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条战线上的致命挫折，不得不开始从财产转移、人事安排等方面作下野准备。这时，他召见吴忠信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了，去留由你决定。”并任命吴为总统府秘书长。

    这年除夕，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设晚宴，邀请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其他军政要员吃“团圆饭”。他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并不时地用探询的目光看看李宗仁，而李宗仁却不动声色。蒋介石大为恼火，待张群把《文告》读完后，便直接询问坐在右旁的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声称“引退”。其实蒋介石并没有下野的准备。司徒雷登看到蒋发表《文告》后，迟迟不肯下台，非常焦急。1月17日，司徒雷登秘密前往李宗仁在傅厚岗的官邸，研究他们的燃眉之急。司徒雷登还没有落座，就气急败坏地说：“蒋介石先生也太不识时务了。做为一个绅士，我简直为他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羞惭。《文告》发表半个多月，可他还是赖在总统的位置上，不肯滚蛋。”李宗仁很清楚，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为自己登上国民政府总统的宝座，提供了可贵的机会。但他却采取“欲擒先纵”的策略，故意显得对于此事不十分热心。他说：“大使先生对中国的局势十分关怀，这是国人所共知的。至于蒋介石总统的进退，也只看局势的发展，听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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