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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下，李宗仁被迫前往广州。5月21日，他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号召“反共到底”，在政治上又一次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在军事上，提出把汤恩伯部凋往大庾岭一线，与解放军决一雌雄的部署。结果，上海解放，长沙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通往广州的大门已经打开。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关系又一次恶化。
这时，美国政府又一次乘虚而入。4月20日，克拉克专程飞往桂林，希望李宗仁与蒋介石分清泾渭，独树一帜。李宗仁到了广州，克拉克又对他说：“美国政府非常奇怪，为什么在中国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再没有别的有政治影响的组织，如果有一种第三势力存在，美国必乐于出面援助!”鼓励李宗仁出面组织所谓“第三势力”。他碍于自己代总统的地位，不好出面，便在幕后策动，捧出前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组织了一个所谓“自由民主大同盟”。但出笼不久便做鸟兽散了。
11月间，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部队彻底溃败，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也就随之而消失。11月20日上午，他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当天就住进太和医院休养去了。此后，他又严辞蒋介石派出的几伙说客们的劝告，于12月5日由香港飞往美国，医治胃溃疡。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李宗仁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盎格鲁林镇定居。从此，开始了他为期十六年的漫长的流亡生活。
1965年7月18日上午7时许，李宗仁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乘搭波音707客机，从卡拉奇飞回了祖国。
这起轰动整个世界的历史事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现，前后几乎经历了十年的漫长时间。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的二十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4月23日，在八个国家的代表团总联席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声明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李宗仁在报上看到周恩来总理的声明，深感兴奋。他认为，周总理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同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鲜明地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美国政府是没有权利来干涉的。”这是自1949年以来，李宗仁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随后，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程思远，先后从香港五上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李宗仁回归祖国进行准备。在这期间，他通过程思远的往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叶落归根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遵照周恩来总理深谋远虑的安排，离美赴欧旅游。当他从纽约机场一上飞机，联邦调查局的两名高级侦探就形影不离地跟踪上了。但在四个多月的旅游期间，两名侦探弄得精疲力尽，并没有发现李宗仁任何可疑行动。到了苏黎世，两名侦探便跑到日内瓦寻欢作乐去了。这时，程思远赶来与李宗仁会晤，传达了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再回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12月22日，他又如期返回美国。
1965年3月间，周恩来总理根据国内外形势，果断作出决定：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了。6月13日，李宗仁再次离美飞欧。7月21日下午2时，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思远搭乘道格拉斯式客机飞离苏黎世。当晚，蒋介石密令其驻卡拉奇的特务机构，要暗杀李宗仁一行。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也收到了从北京发出的急电。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令：要万无一失地保证李宗仁一行的生命安全。13日凌晨，李宗仁所乘坐的道格拉斯式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刚一降落，一辆巴基斯坦保安部的警车，立即把他们接到了中国大使馆。蒋介石的暗杀阴谋破产了。
7月20日，李宗仁一行经广州、上海，到达北京，受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一下飞机就宣读了自己的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逝世。著有《李宗仁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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