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贾平凹的归位
|
|
李洁非
据称，贾平凹打算在《秦腔》之后封笔长篇小说的创作。对此我并不关切。相反，在我看来，《秦腔》与其说将带来终结，不如说预示着一个开端。
贾平凹三十年来的创作，卓有成就，有目共睹。但一直隐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写作视角颇有首鼠两端之感。当他开始写作时，他替自己改了名字，从“贾平娃”到“贾平凹”，一字之易，置换的不仅仅是色彩。
但是这种犹豫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不从棣花街走到西安，不从山村走到西北大学，不从“贾平娃”走到“贾平凹”，不仅不会有《商州系列》，不会有《废都》，不会有《高老庄》，更不会有《秦腔》。走出来，才能真正走回去。
读《秦腔》，从始至终我都在想一件事：贾平凹向自己皈依了；他回到了农民本位，那正是他的真我。我常常在他的作品后记或别的文字里看见他不断念叨这一点。但过去的写作，他没有彻底地站到农民本位上，而是出入于农民/知识分子、乡下人/城里人之间。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然而，中国文学却一直是农民生活和农民理想的最大遮蔽者。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可是让我们看看古典文学，除了《诗经》“国风”中有限的篇什，以及从几乎被淹灭殆尽中勉强幸存下来的几首汉乐府，真正传达农民心声的作品还有什么？田园诗或农事诗么？那只不过是士大夫文人们借题自娱而已。一直到五四和三十年代，中国简直没有一个善于写农民的作家。以我最近的研究，确切地说，中国文学真正开始有所谓“农村题材”，是从延安时代开始。延安文学破天荒地开创了农民叙事话语，这才为中国的基本人群——农民开启了在文学登堂入室的大门。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以后文学受惠极大。不过，延安文学以及从它的脉络上发展而来的当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服从并贯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目的，它并不是以农民为本位的。这种创作可以采取地道的农民语言，使用农民熟悉了解的形式、技巧叙事，但它在精神上实际却与农民相疏离，甚而是反农民的。赵树理、柳青和浩然，这三位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最有名的农村题材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在热情地表现农民生活的同时走到了农民的反面，因为他们不得不用政治意识形态来笼罩农民，用前者置换和扭转农民的情感和理想。这种情形到后来的知青文学，又以另一种面目表现出来。一直到今天，农民虽然已经是文学最显赫的表现对象，各地方也都有不少作家因为擅长农村题材而成功，或以纯熟地掌握、运用农民语言而出名，但依我看，统统都只是借农民这个酒杯，来浇自家之块垒。真正的以农民为本位、让自己的喉咙成为农民的喉咙，直接发出他们纯正、本来的声音的作家，尤其在小说这一方域，究竟有没有呢？
即便过去的贾平凹，也不是这样一个作家。虽然他骨子里面非常农民，但是人生经验、艺术经验的局限，还不足以使他胜任以农民为本位的写作。因为这项写作必然建立在对中国农民的灵肉世界有内在而深入的感悟之上，它不光要有感性，也还要适当地从感性走出来，获得别的维度和体验，在新的层次上整合自己对于农民的认知。我认为，贾平凹离开棣花街这么多年，就是在经受这样一种历练，而他过去所有的写作，也都可以视为《秦腔》之前的漫长而充实的准备。
《秦腔》带来了什么？作为读贾平凹作品多年、对他实在并不生疏的人，我确确实实面对着一个陌生的全新的贾平凹。别的暂不提，先说一说语言——贾平凹过去的小说语言，一方面散发着泥土的清新气息，另一方面，却也有着明显的书本痕迹，这种痕迹，来自经典，来自他对文人传统和文人趣味的认同。但是，翻开《秦腔》，我们可以说，贾平凹把他先前语言中对文人传统和经典文本的认同的任何痕迹一扫而尽。而且，也不再仅仅是利用农民语言在风格的意义上使作品妆点一些泥土的色彩。相反，《秦腔》变成了一套纯粹的毫无杂质的农民话语，它不被利用，也不被修饰，原原本本呈现了自身，全然是自足的活泼泼的生命体。
如果说，走出棣花街前，贾平凹是一般社会意义上的农民，那末，现在通过《秦腔》而走回清风街的贾平凹，却已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农民。他是目前唯一做到这一点的人。文学界写农民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并且真正成为农民的一员。过去有过“农民作家”，比如柳青，但他们都不是农民的一员。这跟你是不是住在农村没有关系，而在于内心是不是农民。柳青一辈子扎根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仍旧是标准的作家，用过去的话说，是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与柳青刚好相反，贾平凹却住在大城市，置身文坛，而且他也不种地，他用笔劳作，但这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他完全像任何农民一样，用农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尺度去想、去感受，去看历史和世界。
他毫不含糊地继承并高歌中国农民古老的核心价值——土地崇拜。这种价值观，在小说中透过夏天义这老农的形象刻画，被山一样地凸现出来，不劳我多作分析。我要提请人们注意的是，作者在捍卫这一价值观时表现出的那种执着甚至顽固的精神。《秦腔》对土地问题的关切，有现实忧患的一面，比如农民的生计，但我发现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对贾平凹来说，土地崇拜被放在一种精神理想甚至一种宗教的高度上，土地是神，是农民生命的自我对象化。小说中有副对联：向鱼问水，与虎谋皮。把农民与土地相疏离，其性质就与此相似。农民离开土地，也许更富裕，但在贾平凹看来，那却是一种恶，是对农民生命的窒息。
在这里，作者不理会现实的实利原则，而只庄严地陈述一种理想：人来于土，归于土。正是通过这陈述，他完成了灵魂向农民的归依，也找到了个人哲学。这是一种不加争辩的美学。你可以去论证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商品经济这些东西会怎样给农民带来更好的生活、更广的前景，但对贾平凹的土地崇拜并无意义。它们并非一个层面的问题。贾平凹要表达的是农民的内涵，要挽留的是农民这一古老事物所代表的精神——就像几个世纪前欧洲人试 [1] [2] 下一页
|
来源：中国哲士网
世界人物库,古今中外人物资料 贾平凹简介，介绍,生平事迹 图片照片
有关作品贾平凹的归位详细资料
|
| 上一篇文章： 贾平凹：徘徊在虚实之间 |
| 下一篇文章： 贾平凹：《废都》带给我灾难和读者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