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挽留，理当包含在文学、艺术以及一切以与现实相区别的尺度而存在的精神文明，对人类、对历史、对民族所承担的义务之内。文学要对精神的完整性负责，要能够将心灵的所有重要价值标识出来，尤其当它们面临毁灭和消失的时候。这种标识或陈述，也许并不能拯救什么，并不能发生时效，甚至也许有螳臂挡车式的可笑，但它的意义实际在于，避免遗忘，并为将来可能的精神重建保存某种路标。当托尔斯泰在十九世纪末称道农民的道德远胜于俄国精英阶级所趋之若鹜所谓新文明，提出“谁应该向谁学习书写。是农民的孩子应该向我们学，还是我们应该向农民的孩子学？”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他就是可笑的，就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但是，他却在守旧和迂腐中，为一种自然、纯真、质朴、简单的精神，树起了纪念碑。他以此报答了他的民族，作为作家，他无愧于自己的职业。我注意到，贾平凹透过《秦腔》要做的，也是“立碑子”。夏天义被滑坡所吞没，深埋土下。这情节是一个多层象征。其中有忧患，有无奈，有毁灭，也有不死不灭有圆融与欣悦。所以，乡人给他立了一个无字的白碑子，什么都没有写，什么都不用写，就像夏天义虽然死了却又根本不死一样。
不知可否这么说，几千年了，中国主流文学终于有了一部真正陈述农民自己理念的、从内容到形式都称得上纯粹的作品。这的确是块大碑子。唯一别扭的，是引生这个人物和他的第一人称，这个第一人称，人为感很重，不自然，话语方式也偏离整体上非常纯非常地道非常有土地感的村俗语。如把引生这部分拿掉，语言质地直追金瓶梅，天然去雕饰，极原始，极泼辣，极具质感和活力。才具大迸发，迄今为止创作的巅峰状态。语言成就，无人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