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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都认识刘伯坚。……暴动以前,他积极做26路军上层军官的工作,参予了起义的策动,并亲自把起义部队迎接过来。”
“赵博生同志是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为了争取季振同起义,他从中做了很多工作。”
“由于季振同率74旅参加宁都起义,使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得以顺利实现,季振同是有很大功绩的。鉴于季振同对整个起义部队的影响,我党任命他为红五军团总指挥。”
当年参加宁都起义的原26路军25师中校参谋孙毅老同志回忆说:“在十年土地革命过程中,我党曾经领导了多次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大冶起义、百色起义,但是比较起来,宁都起义是代价最小、意义最大的一次起义。当然,宁都起义的成功,有许多客观的有利条件。……但是,我个人觉得,赵博生在这次起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评价的。没有共产党员赵博生处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蒋介石那个一网打尽26路军内共产党的密电和手令就可能使26路军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起义就不可思议;没有赵博生在这支军队中享有威望以及他在上层军官中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起义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
1931年12月14日,有季董赵黄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代表红五军团全体官兵向全国通电宣告:26路军成功举行了宁都暴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正式成立了!“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起义后季黄部接受了红军的整编,并参加了对蒋介石军队的作战,战绩是辉煌的
起义后部队开往瑞金九堡进行整编。党对起义军按照“古田会议”精神从政治、组织、思想上进行了改造,每个连队都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组织政治学习;从红军中派进了一批政工干部,还从起义者中间选拔了一批年青军官,对那些思想不纯或不愿在红军中干的军官都发给路费,放其回家。由于我党对红军一系列政治工作原则的贯彻落实,起义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得到迅速提高,逐步成长为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当时党派刘伯坚、肖劲光、左权等为代表,到九堡具体组织和指导整编工作。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在庆祝整编胜利大会上讲了话。他指出,部队起义意味着同志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新起点,现在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是一家人了,大家要加强团结,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起义部队的同志与老西北军的刘主任重逢在一起感到特别亲切,听他讲话鼓舞极大,都说:“刘主任的话说到我们的心坎上。”
经过整编,部队提高了觉悟,1932年1月10日,发表《中央苏区红五军团全体战士答复反革命军阀孙连仲、高树勋并告全国工农兵》的文告,郑重声明表明坚定立场:“去年12月季、赵、董、黄诸同志引导宁都暴动,把我们从噩梦中惊醒了,把我们从军阀高压之下解放出来。”“季、董、赵、黄诸同志引导我们来当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我们有眼看见,有耳听见,有脑子可以明白:红军是工农的武装力量,红军中官兵一律平等,与军阀军队替某一个人打仗,还受着很厉害的压迫完全不同。”
由26路军改编的红五军团和红一、三军团协同作战,为夺取革命战争,特别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红五军团的指战员们在革命战争中能吃大苦耐大劳,作战英勇顽强,能攻善守。1933年春,红五军团协同一、三军团战斗,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第四次“围剿”。赵博生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黄狮渡战役中消灭敌人一个旅后,为了掩护红十三师师部转移,亲自带领军团机枪连和特务连阻击敌人,光荣牺牲。红五军团战士作战,擅长用马刀拼杀,雪亮的马刀杀得敌人胆战心惊,丢盔弃甲。在打赣州、龙岩、漳州等战役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战绩。特别是水口战役,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战士们打得非常顽强,虽然陈济棠的广东军也能打,但与挥舞马刀的红五军团进行肉搏战,却被杀得尸横遍野,溃不成军。这一仗,红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协同作战,消灭敌军一万多人,把广东军阀的威风彻底打下去了,陈济棠以后再也不敢轻易进犯苏区。
在长征路上,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以自我牺牲精神,掩护了其他军团北上。董振堂率领这支部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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