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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振同黄中岳参与领导宁都起义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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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振同、黄中岳站到革命方面来,共同策动起义。
时任26路军总参谋长的赵博生,在宁都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与董振堂、季振同既是同乡,而且私交甚好。赵通过董一起出面做工作,引导团结争取季黄,共同秘密策划暴动,决心投奔红军。当年董振堂写的《宁暴经过》有着十分清楚的记述:“我们十一月联名(除孙连仲、李松外)打通电(要求)去打日本,……这个电报领头的就是季振同。……我同博生同志与季说:我们北去,蒋介石的军队挡着,过不去长江。我们与红军联合联合,怎么样呢?季说可以。我们就给伯坚同志写了一封信,派郭如岳同志送的。回信来说:一、你们要共推革命领袖;二、派代表来商。接到这封信后,12月12日午前十时,我们三人到宁都城南山上开了一个会。一、共推革命领袖。我说:季。博生同志说:季。季说:博生。就共推季为革命领袖。二、派代表两人。我的代表袁汉诚(汉澄),季的代表是卢寿椿。回来后,当甚满意,中革军委说愈快愈好。”
高志中是董振堂当年的警卫员,他回忆说:“在宁都暴动的过程中,董振堂配合党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当赵博生把决定举行暴动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当即表示:‘我听参谋长的!’当时,赵博生不仅是党员,而且是宁都暴动的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董振堂根据赵博生的指示,积极活动起来。”他“积极协助党做争取季(振同)、黄(中岳)的工作。季振同是74旅旅长,黄中岳则是季手下的一个团长,两人关系密切。季、黄所在的74旅原是冯玉祥的手枪旅,装备最好,军力最强,又担负着宁都的城防任务,能不能把74旅争取过来,乃是全军起义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争取季、黄联合行动,董振堂从南昌养病回到宁都后,便把73旅从城东北角转到城西,与74旅旅部仅有一户之隔。党组织决定暴动后,他与季、黄来往更加频繁。后来为了避嫌,他与季采取互借小说的办法,传递纸条,沟通消息,交流思想,还以打猎为名,到野外磋商。经过他和赵博生的工作,季、黄等人终于接受了我党的正确主张。随着季、黄等人的转变,部队的喝酒、打牌风大为收敛,逐渐重新振作起来。”
季、黄公开打出反对内战、北上抗日的爱国主义旗帜,积极准备暴动。
1931年12月7日《刘伯坚致季振同、赵博生、山宇、董振堂的复信》中提到,季赵董黄致信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像声声血泪一样沉痛地说:“现在我国民族将被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压迫得毫无生路,认清了只有共产革命是中国惟一的出路,弟等同是穷人出身,同在重层压迫之下……”“只有同来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作一拼命的死战,才能求得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统一。”
徐国珍老同志当年是74旅的士兵,他回忆说:“深秋的一天,我们全旅突然被集合在一个操场上。那天,天空清朗,万里无云,我们静静地坐在操场上,听旅长季振同给我们训话,他年纪很轻,长得十分精悍。他那天的讲话,士兵们越听越爱听,有着从来也没有过的亲切:
‘士兵弟兄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东三省,东北的父老兄弟正在水火中煎熬。谁无父母兄弟?我们堂堂七尺男儿,手持钢枪却不能为国效劳,为民尽责,上对不起祖宗,下有负于国民。’操场上鸦雀无声,许多人眼噙着泪水。
‘再看看弟兄们现在过的这种日子,我等困守宁都业已将近5个月,进有红军阻挡,退为蒋总军令不容。弟兄们冬无棉装、食不饱腹,城外四野埋遍了弟兄们的尸骨,我们背井离乡为什么?弟兄们的军饷哪里去了?都装到南京那些老爷们腰包里了,都让他们盖了洋房子,娶了姨太太!弟兄们的血快要让他们喝光了!……’
季振同的话富有煽动性,深深感染了全体战士。他讲了个巴钟头,参谋长又说了几句,大意是说,我们这个旅好比一只大船,旅长就是舵手,舵往哪里摆,大家就往哪里走,要绝对服从旅长的指挥,拧成一股绳,不要互相拆台。……
季振同的这一举动,对大家震动很大,对其他旅也产生了影响。从这以后,士兵之间串联比过去增加了,关系也密切了,大家在一起有时也议论红军,议论看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
当年任74旅1团团副的苏进老同志回忆说:“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和黄中岳四人,多次秘密地在一起研究,周密考虑举事的具体方案。他们认为,为了保密,为了动员更多的部队参加进来,在公开场合,暂不以当红军为号召,而是强调要求抗日,绕道打回北方去。”
“14日下午2点,季振同突然通知我们到他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黄中岳、我和1团的三个营长、新到职的副旅长临时兼代2团长曹金声、中校团副吴子罕和他们的三个营长。……季振同一反平常喜欢说说笑笑的习惯,神情十分严肃。宣布开会以后,他激动地说:‘各位,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窥视华北,我们祖国的命运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都是正规军人?我们要求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却热心于打内战,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坚决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不准许,我们就绕道广东,然后再打回北方去’。……他讲得很干脆,很有煽动性,到会的人……有的说:‘行!没有别的出路,就照旅长讲的办吧!’”
“接着,他就下达具体任务:第2团负责守城,部队由吴团副指挥。下午4点以前,派部分部队把1团在各城门的岗哨统统换下来;1团通往各城门的电话网不要撤收,暂交2团使用;6点稍前,切断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线,全城戒严,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准随便进出。第1团的部队由苏团副指挥,6点之前集合在县衙门的院子里待命;下午4点,由3营派出部分部队去接替总指挥部特务营的警戒。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各部必须按时交接完毕,不得有误。……’在这次会上,季振同没有明确宣布要去当红军,是恐怕有人缺乏思想准备,当场提出异议,节外生枝,影响起义计划的执行。”这在当时的环境,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策略,但以后也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指控季黄“借道苏区,相机回北方”企图投奔冯玉祥的一个“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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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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