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新的考验和难以预测的未来,正是这样富于生活寓意和人生寓意的艺术处理,使得他笔下的主人公常常能够集时代光泽和人性光泽于一体,使我们既看到生活的希望,更受到人生的启迪。我相信,黄国荣的“三谣”是一定可以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留有它特定的位置的。
——武警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评论家丁临一(《献给大时代和普通人的歌》
三部作品从生活层面上看,一部比一部在扩大。看《兵谣》我想到,池莉写的是《生活秀》,《兵谣》实际是写“政治秀”。书出来六、七年了,再读仍然有一种冲击力,还没有一部作品来替代它,可以看出它在当时的深度和力度。《乡谣》也是一部非常有分量的和力度的作品。汪二祥这个人,有人把他与阿Q比较,他们还是不一样。这个人物在生活中有欲望和愿望,但他的欲望和愿望不断被打折扣,他总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实现他的愿望。不断打折扣,他仍不断追求,他身上有一种韧性,一种农民的韧性。他是一个带着他的弱点不断向前走的形象。
——评论家白烨(摘自文学报《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2003、9、18)
《乡谣》是一支唱给乡村农人的歌谣,它的曲调悠长而略带伤感。汪二祥的经历和他所过的日子,极有典型性,他不仅是江南农人的代表,也差不多是整个中国农民的代表。汪二祥的命运曲线,和几十年来许多中国农民的命运曲线基本是重合的。作者以他对农民和农村生活的深刻了解,写得从容自如,如同把一幅又一幅江南农村的生活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在展现这些画面时,猛一看去是不动声色不动感情的,甚至是带了嘲弄的,其实仔细观察和体悟,能发现作者的眼里噙着泪水。只要想一想二祥第一任和第二任两个妻子的离去,都与他无力养活她们和孩子有关,就让人心酸。
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从传达情绪上看可分三类:一类是充满欢乐情绪的,读了让人心里轻松;一类是充满悲伤情绪的,读了让人心头沉重;再一类是伤感与喜悦交集的,读了让人沉思却又心获慰籍。我喜欢第三类小说。《乡谣》就属于这类小说,它对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不存在遮蔽现象,它能引导读者去思考有关中国农民的问题,却又不使人陷入痛苦和绝望之中。
——小说家周大新(摘自中国文化报《黄国荣和他的“日子三部曲”》2002、12、7)
黄国荣的作品给予我有两点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今天的胜利。九十年代以后,西方的种种创作方法在中国演练了一遍,但真正能够留下的还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另一点,“日子三部曲”,事实上它是中国农民文化的一个检讨,《乡谣》里的汪二祥是个农民,古义宝是个农民的子弟,《街谣》中的闻心源,他的出身也是一个农民。军营、城市和乡村,在物理空间是不一样的,与农民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日子三部曲是对农民文化总体上的一个检讨和反省。
——评论家孟繁华(摘自文学报《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2003、9、18)
看国荣的代序,他一再强调视角,很有头脑。他的视角,是生活视角,平民加生活,用生活化的叙述,写出史诗般的作品。《乡谣》有没有史诗品格?有。通过 汪二祥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把半个世纪农村的演变写出来了。《乡谣》之所以受读者和听众的欢迎,生活化叙述很重要。现在有些作品,包括影视,离生活越来越远,都是编造的生活。
他重视写人物,当前文坛不重视写人物,他在尝试。从古义宝到汪二祥,汪家四兄弟大吉、三富、四贵写得都不错,还有几个女性,包括云梦。云梦结婚前后心理变化,写得很妙。汪二祥有人说是阿Q式的小人物,由他我想了六十年代挨批的中间人物,二祥就是个中间人物。他不是英雄人物,也不是反面人物,他就是中间人物。汪二祥同阿Q不一样,他不那么赖,阿Q有股子赖劲。阿Q快一个世纪了。辛亥革命前夕的阿Q,跟现在的阿Q自然不能一样。汪二祥是个新的中间人物,如果说他有典型意义的话,他就有这样一个意义。
有人说《乡谣》是吴文化的小百科,了解和不了解吴文化的人都爱看,我们不了解看新鲜,熟悉的人看了很亲切。文化本身也有特殊的审美意义。“三谣”的审美风格是阴柔之美,不是阳刚之美。这种阴柔之美的长篇小说不是很多,写长的都想写雄壮,都想写成进行曲。这三部小说就像江苏民歌《茉莉花》,就像《太湖美》,就像民歌民谣,给长篇小说创作增加了一朵很鲜艳的、很有特色的花。花怎么样?能不能拿奖无所谓,一个作家特别要重视作品。
——评论家何镇邦(摘自文学报《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2003、9、18)
我认为《乡谣》真是多年来少见的优秀作品,是一部佳作。我特别赞同建功讲的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我认为这个评价一点不过。
末流小说是没有土地的,比较好的小说,是把土地写进了书里的,真正的优秀小说,是把书写进土地里的。我认为《乡谣》是把小说写进了土地里。把土地写进小说里的小说,总让人有写作的痕迹,能看到土墙上抹上了水泥,能够看到人工的种种痕迹。《乡谣》是那样的原汁原味,完全没有作家出于市场的需要,出于艺术的需要,出于政治的需要,编造各种各样动人的情节,起伏迭宕戏剧化冲突、悬念,所有的这些都被黄国荣废弃掉了。他让文学归于大地,而不是拿土地来给我们文学使用。
末流的作品,没有人物;比较优秀的作品,把人物装到书里,但国荣的小说是把书装到人物里。他把作品装到二祥里,装到二祥的形象里。作家没有居高临下高屋建瓴俯视纭纭众生,仿佛作者就在用二祥的眼光观察和品味自己的生活,观察周围的生活,也让我们读者仿佛装进二祥的躯壳里品味生活。这部作品让我敬畏。
——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蒋巍(摘自中国青年报《把书写进土地》20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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