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荣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与上世纪30年代那一批文人相比，建国后至今的作家，文化基因和学养，其差距是质上的悬殊。尽管时下理论的文字要比那时花哨得多，新概念新名词翻新的速度常常让人瞠目，现时的作品仅长篇小说年以近千部计，语言、结构、文体也不乏新鲜怪异，然就进入主流文学的作品和作家来看，其写作态度、创造精神、颠覆意识、文学精神、个性张扬，真不在一个档次，就连相互间争斗，也不在一个级别。说句遭骂的话，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的文学一直在低级层次上走马灯，故然有一个一个不同的面孔登场，不过是在同一层面上转圈而已。
　　就乡村书写而言，半个世纪来，乡土文学提供了什么？文学所提供给农民大众的，绝非中国农民大众的经验，它与中国农民的命运和经受的苦难，极不相称。是作家都不熟悉中国农民吗？不是。是现时的作家都不具备写好作品的能力吗？也不是。我以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当代中国的乡村书写，一开始就误入了怪圈。
　　《暴风骤雨》、《创业史》，后来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堪称时代的经典。我一点没有要否定它们的意思，我那点文学素养有些也是从这些作品中获得。但是，我总感觉作家们有意无意地让文学过分地向政治献媚，政治反过来把文学拉做了工具，成为宣传工作的得力助手，而且给了作品和作家文学本身难以求得的荣誉。这样，经典不便再是文学的经典，作家也不单单是文学作家，其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尤其对文学青年的影响，无法估量。这些作品所一脉相承的东西，形成了一种定势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叫做革命书写。
　　我非常赞同李敬泽先生在拙作讨论会上说的一个观点。他说，"我国建国以来的乡村写作，基本上是北方人的乡村写作。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觉得一个原因是，北方农村比较适宜革命书写，北方农村的社会状态和人的生存状态，比较适宜革命书写。"
　　这种革命书写，可以生产一个时期的经典，尤其是初始的作品，它相当地贴近现实生活，人物也非常典型，故事也十分真实，这些作品是时代生活的呼唤与需要。但问题在，它不只是存在，也不只是经典本身，而成为了惟一，成为了枷锁一般的模式，引领此后的一大批人为那种荣誉而模仿。有的自以为得意，我却以为毁了他的文学生命。今天，我们可以凭心来论，一个阿Q，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国民性本质。而萧祥、梁生宝也好，萧长春、高大泉也好，他们揭示的是什么呢？民以食为天，人民群众之所以愿以自己的生命和儿女为代价支持中国共产党闹革命，为的是求普天下劳苦大众能有饭吃，能过上好日子。为实现这个目标，人可以与天斗，与地斗，但为什么要与人斗呢？为什么要窝里斗？长期来，我们的文学没有很好地去表现人们与天抗衡，与地抗争的苦斗历程，而把笔墨都用到了人与人斗上。主人公必定有个对立面，不是队伍内部的脱化变质分子，就是阶级敌人，全村人跟他们分成两派或两个阵营，斗得昏天黑地，鱼死网破。其实，人来到世间，是要过日子，是要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是要做一番事情创一份家业，这是社会本来的形态。可我们却把它扭曲了，扭曲到了人斗人，人整人的歧途。结果斗来斗去，天斗老了，地斗荒了，人斗穷了，肚子斗瘪了。几十年来，中国农民一直是空着半截肠子跟着我们高举着双手喊革命，可是越革命越穷，越穷越革命，文学与生活一起误入怪圈。现在看来，这些典型人物说他具有反讽意味倒更确切。
　　阿Q诞生80多年了，我们很少甚至根本不去研究他现在怎么样？其实，不管你搞什么革命，搞什么运动；也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老百姓的事，还是食、色、性。不同的只是背景，他们不过是在革命中食、色、性，或在运动中食、色、性，或在天灾中食、色、性，或在人祸中食、色、性。我总想一个问题，既然老百姓的生活是衣、食、住、行，难道不写英雄，不写坏人，不写英雄与坏人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写不了乡村小说？就写不好乡村小说？我作了尝试，不写英雄，不等于没有悲壮，不等于没有真善美；不写坏人，不等于人物间没有矛盾，不等于没有冲突；不写斗争，不等于人生中没有挫折、不等于没有苦难。近十亿农民的绝大多数，他们一生面临的最大课题是生计。我们为什么硬要离开这个课题，把与百姓性命攸关的生活扬弃，而去虚构生造出概念的、理性的、并不是他们的真实生活来强加于他们呢？那三百多封读者来信给了我最大的奖赏和鼓励，从新疆到黑龙江，从沿海到内地，从90老人到初中学生，他们都认可了，而且共同的感受是，真实感人，人物坎坷命运让他们揪心，书中的事就是他们亲历，就是他们村发生的事。为农民而写作，农民们给予这样一种评判，还图什么呢？我认为，你真把眼光盯住了他们，关注到了他们的生老病死，说出了他们心里想说的话，或者心里想说，嘴上还没有说出的话；做出了他们想做也已经做了，或者他们想做还没敢做的事；回答了他们曾经疑惑、或者还在疑惑至今不解的问题；他们会感到非常畅快。
　　这里还要说的是，在这个怪圈里，还有一些旧的和新东西在跟着起哄。一种可以叫做家族书写。这是革命书写的另一支脉，政治斗争中又加进了家族和宗派。把家族利益、宗派利益与革命利益搅合在一起，的确更是热闹，而且更具有人情味和故事性。父子反目，兄弟纷争，叔伯相煎，宗族对峙，本来是生活中常有的事，文学加以反映无可非议。但若把它也作为一种模式，争相仿效，就不是一件好事。读巴金先生的《家》、《春》、《秋》，除了享受文学，还感悟人生，再读《四世同堂》就没了那种新鲜和激情，再看《大宅门》就有些乏味，还有一些家族小说，自生自灭，有它无它，与世无关。
　　再要一提的是，乡村小说贵族化书写倾向。农民本处社会的底层，乡村几乎是贫困的同义词，但现在有些乡村书写变得贵族化了。江苏省建湖县中堡村一位叫沈耕夫的读者来信说，"我６２岁了，爬格子也近40年了。你小说中的汪家兄弟和他们那村庄和我们中堡村一模一样，二祥及他的哥嫂兄弟，还有韩秋月等栩栩如生的男女，都可以在我们村里的人中对上号。而一些作家写农村题材时用另类眼光看农民，或套用写城市贵族化生活的手法把农民写得'四不像'”。把农村的小伙，写成城市的公子哥般风流倜傥，把农村姑娘写成城市白领小姐般高贵娇情，把乡村媳妇写成城市贵妇般闲散无聊，这似乎太奢侈了，农村的父老乡亲真消受不起。
　　改革开放是让大部分农民富了起来，但这富是相对的，不过解决温饱，略有余粮而已，就广大农村来说，即使是像我们人称天堂的江南农村，尽管都没了土地，自家办起了工厂，农民被逼 进了城市，但他们还是农民，仍是贫民，依旧过着艰辛的日子，城市化生活，还只能是他们的梦想。《玉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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