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老同志说，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去问邓政委时，他必定说：“按师长讲的办。”有一件事特别令人感动，那是1946年夏天，刘邓率部向陇海路出击的过程中，刘伯承了解到要将野战军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只需5辆大车，可到了濮阳城后发现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辆大车。刘伯承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召集军区和各纵队干部开会，对此事进行严肃的批评。按理说，像这类关系到军政、军民的政治工作，是邓小平同志分管的。可邓小平认为，对于这等大事，军事干部出面管也是正确的。因此，邓小平不仅和大家一起认真听取了刘伯承的严肃批评，而且表态说：“师长刚才的批评很重要，必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简明的一句话，不仅表达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而且也是对刘伯承权威性的维护。

这种维护不仅表现在平时的工作上，更重要地是表现在维护刘伯承作出的战略决策上。正是由于邓小平坚决维护刘伯承对战役作出的决策，使刘伯承不管在战役指挥中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始终坚定地指挥部队作战。

1947年8月下旬，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途中，刘邓率领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在第六纵队的掩护下进至汝河北岸时，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中间还横着一条正值汛期的汝河，情况万分紧急。23日夜幕刚降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赶到汝河边，此时河对面的敌人已加强了防守，后面的敌人同我掩护部队即将交火。敌人企图利用汝河水深、没有船只的情况，拖住刘邓主力，打乱我军进入大别山的战略计划。

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计划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战局。在这紧急关头，刘邓马上召集前线指挥员开会，研究部署渡河作战计划。刘伯承在听完敌情介绍后，马上说：“情况确实是严重的，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吧，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随后，刘伯承命令：十八旅从中间杀出一条路，顶住两边敌人，作为野司、纵直的前卫，奋力攻击前进；十六旅保护浮桥，保护大军安全渡河；十七旅继续在左翼迟滞敌军西援。此时，邓小平高声坚定地接着说：“听到了吧，情况十分紧急，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邓小平知道，当天能不能过汝河，将影响到能不能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全军指战员必须团结一致，不惜一切代价，才能获得胜利。

传达了刘邓首长的命令后，广大指战员备受鼓舞，在汝河两岸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率先过河的邓小平，为了使部队更为坚定地贯彻刘伯承的命令，使后续部队迅速渡过汝河，指示还在北岸指挥的张际春，要各部门立即将机要文件全部烧毁，以免遗失，同时任命穰明德为直属纵队的政治委员，指挥由野战军直属机关和派往新区工作的党政干部等编成的直属纵队接应第六纵队随后过河。他要求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要督促各单位跟上，迅速通过，以免前后遇敌被迫作战。邓小平不仅坚决维护了刘伯承的决定，而且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果断措施落实战略，表现出一名政治委员应有的积极协作、团结奋进的精神。

在刘邓的正确指挥下，24日下午4万余军队全部渡过汝河，沿着先头部队杀出的通道，迅速向南推进，闯过了跃进大别山的一道险关。在刘邓共同指挥的战役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作为政治主管的邓小平，以夺取战役胜利的大局为重，把维护军事主官指挥的权威性当作自己的本职，从而增强军事主官实施战役指导的力度。实践证明，这也是我军实行军事、政治“双长制”的优点之一。做好各级战役指挥员的工作，将思想统一到军事主官的战役决策上来，保证战役决策顺利贯彻执行。

在战役指导中，每当有些指挥员对刘伯承作出的战役决定有看法、思想上难以转过弯时，邓小平总是给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帮助大家提高认识，直到最终将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