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延安之战失败，熊留在胡身边没用，胡又派熊出国。熊走时去看胡，胡心情落寞，没说什么，从此师徒诀别，各奔天涯。

张佛千说：“在熊去美读书后不久，1947年秋，军统破获了北平的中共地下电台，连带也破获西安中共地下电台，破获了熊案。但到1949年共军渡江以前，熊除了公费中断以外，他在南京的妻子及其父兄竟安然无事，熊深为不解。周恩来分析，一定是胡宗南要毛人凤把案子压下来，还不敢声张。军统大将沈醉所著《军统内幕》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叶翔之说，这件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即向毛人凤请示（戴笠已遇难）。第二天，毛人凤覆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这是所有间谍中影响最大的一案，而蒋委员长可能到死都不知道。熊案破获时，戴已遇难，而继任人毛人凤仍然尊重胡而将如此大案匿不上报。以蒋对军统信赖之专，实乃不可想象，而胡与戴结纳之深，亦由此充分显示。”

2001年我在北京由张佛千介绍见了熊向晖。熊先生给了我些数据，其中就有胡宗南办的“陆军官校七分校”旧部的一份同仁刊物。熊以此示我，即是说他的故旧也并没有因为当年他各为其主而怨鄙之。他又出示周恩来1936年给胡宗南的信，说胡过去十年来“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为憾”。周相信胡“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力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熊向晖说：“抗战期间，胡先生一直把周恩来的这封亲笔信珍藏在身边，因为周恩来了解胡先生，抓住了他的心理，他确实崇尚民族英雄，主张抗战，反对投降。”

我认为熊是告诉我周恩来对胡一直有份期待，胡也对周仍有敬意。此所以胡之压下熊案，一是怕蒋知道责怪，二也可能是爱才。胡在大局将倾之时，一些旧部来劝降，他也没为难他们。胡虽坚决跟随蒋，但他终非如汤恩伯之类凶蛮之人。

其实乱扣“匪谍”，就像中共在文革中乱扣“国民党特务”、“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一样。如果扣胡为“匪谍”，也就如同江青扣周恩来曾以“伍豪”之名叛节一样。研究历史者就知，国共本来是一家，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都说过要行社会主义，都曾是赤党，孙中山还以俄为师。蒋介石是红色将军，蒋经国也是苏共候补党员，黄埔军校是靠俄援的500支枪起家，蒋是校长，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北伐口号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黄埔师生当然都受到这种思想的洗礼。因此，毕业后虽然分道扬镳，但思想上共通之处仍在所多有。此即是胡宗南的出身和思想基础。他们对周恩来仍有师生之情，周恩来对国府的军政人事也了解得极透彻。

胡宗南对张学良仍很好，常有函候。所以当蒋介石败相初露，周恩来的统战就杠上加翻了。张佛千说：“统战为中共造成极大的声势，由弱变强，由无变有，领导人是周恩来，他是中共最伟大的统战家，中共之得天下，周厥功最伟。中共统战对国民党的影响，使民心背离，也使士气低落，不止是士兵的气，而是将军们的气，‘匪谍’并非无所不在，只是将军们气馁而有草木皆兵之惧，奉命赴援都迟迟其行，使共军‘围点打援’的战法普遍得到胜利。”很多在内战末期投共的国军将领，从傅作义到陶峙岳（胡的爱将），都是认为大势已去。陶峙岳在新疆说：“当前形势已不可守，作战徒然牺牲，我无处可走，要为不走的官兵谋安全，凡是愿走的，我尽我的能力帮忙，不过愈快愈好，迟了我也无办法。”他的态度坦白诚恳，走的人也都不怪他。

蒋介石的爱将宋希濂对我说：“抗战胜利，大家都想解甲归田，建设国家，但蒋先生要打共产党，我们听了心里一沉，只有效忠到底。”

胡宗南就是效忠到底，士为知己者死。他如果是“匪谍”，那没人不是“匪谍”。“动摇”正是思考，也是良心，愚忠也并不容易。

20年前我坐出租车，司机说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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