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曾经统领四十万大军，有着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坐镇西北，一直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
   
    但在1949年国民党大溃败的形势下，他也惶惶不可终日。
   
    自从1949年5月19日解放军突破了胡宗南在西安南岸的战线，胡宗南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经营多年的老巢——西安，逃往宝鸡。7月份宝鸡被克，他又逃往汉中，以秦岭和大巴山为屏障，和解放军对峙。手中只剩下三个兵团，苦苦支撑，前景如何？他深感茫然。
   
    一日深夜，他突然找来自己的亲信幕僚、高级参谋朱亚英面商对策。
   

    1949年12月2日，蒋经国(右)、毛人凤(左)在成都威逼胡宗南，气氛看似和谐，实则诡异
   
    我的父亲朱亚英原系西北军出身，因为年轻英俊，富有才华而被冯玉祥先生相中，派往德国普鲁士高级警官学校留学(全中国仅有三人在此校毕业：即他的师兄著名军事学家、原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先生；他的师弟蒋纬国和朱亚英本人)，回国后他在杨虎城将军手下任少将高参、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参谋长等职。他在中央陆军大学特三期(将校班)毕业后，又被胡宗南看中，调到所属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高参和副官处处长。
   
    胡宗南的用人之道是广罗人材，备而不用，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以便将来成就其在军界的一统大业。父亲虽然才华出众，多谋善断，但因系西北军出身，不是蒋、胡的黄埔系和江浙派人士，故而不能授以军权和实权，只能作为亲信幕僚使用。但胡对我父亲的态度始终是礼贤下士，待若上宾。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安仅有两辆小轿车，市长用一辆，另一辆就给我父亲用；当时我母亲因肾结核病危，胡宗南又把美国人送给他的一箱新药盘尼西林(即刚刚临床使用的青霉素)转赠给父亲……这种手法有效地笼络了不少人才。
   
    在蒋家王朝即将崩溃之际，树倒猢狲散，每个人都在安排自己的后路。我父亲通过自己的同乡、小学同学郭秉毅(周恩来派往四川军阀刘湘处做策反工作的老中共党员)，早已与中共取得联系，准备投诚起义，并把妻儿秘密送往成都。
   
    胡宗南在深夜召见，我父亲猜想不外乎两种情况：一个是有要事相商；另外则是自己的投诚起义行动有所暴露。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胡宗南。
   
    使我父亲不曾料到的是，胡宗南原来是向他就自己的出路求教。父亲虽然不知道这位长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还是表示胡先生待自己优厚有加，有知遇之恩，自己知恩图报，在此艰难困顿之际，当然要为胡先生尽心谋划。
   
    胡宗南直言对我父亲说，现共党大军压境，其锋锐利，士气正盛，敌我对比，形势极为不利。有何想法，不必顾忌，可直抒胸臆。又悄悄告诉我父亲，前几天彭德怀释放了张新旅长，让他带来一封亲笔信，建议胡宗南起义投诚，共方保证以礼相待。
   
    我父亲赶紧抓住这个时机进言，说张新带书，乃千载难逢之机。敦促胡宗南不要坐失良机。我父亲为胡宗南分析说，台湾现由陈诚主事，胡如战败，残兵败将即使退到台湾，又有何颜面去见蒋先生？且胡的处境一定不会好。父亲建议胡宗南不妨接受彭德怀将军建议，起义投诚！以目前手中尚有三个兵团，兵不血刃，献上汉中和西南大片土地，避免生灵涂炭。父亲对胡宗南说，这样共党必将厚待先生，今后半生，依然前途光明，先生的袍泽故旧，也都绝处逢生，此乃一举数得之策。
   
    胡宗南犹豫再三，在室内踯躅良久。最后终于下了决心，并委托我父亲全权办理与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因为我父亲在国共合作期间曾三次代表胡宗南赴延安，和共产党高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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