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对景铎产生很大激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侵略军的突然袭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不战而退，军政大员四散内逃，全国人民对此无不义愤填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青年学生在斗争中起了先锋作用。各地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抗日义勇军，并赴南京请愿，甚至“鹄立于雨雪之中过夜，一任风雨饥寒之肆虐者一昼夜，甚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东吴大学和东大附中数百名爱国学生也结队赴南京示威请愿，景铎和同学们参加了请愿活动，高呼抗日口号，愤怒声讨蒋介石丧权辱国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同时，也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军警对请愿学生的野蛮镇压。
1932年初，胡景铎从苏州回到家乡富平。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派黄子文、陈冠英在三原、富平地区开展救亡活动，组织了灾民自救军、铁血团、牺牲团、义勇军、敢死队等抗日武装，还在三原北郊的武字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景铎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的感召下，决心投笔从戎，抗日救国。景铎与中共地下党员黄子祥、黄子文、马德禄等同志联络，并联系老同学雷兆龙、许秀歧等在富平北区搞武装，从他三哥景铨（时任富、铜、耀三县民团总指挥）那里搞了一些枪支，组织了一支十几个人的武装，不久富平民团总指挥仇佛田逮捕了景铎及一些青年，收缴了义勇军的全部枪支，并将景铎捆绑起来，押解西安，交杨虎城处置。杨虎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因念及景铎是胡景翼的小弟，就送他到西安高中上学，但不准他参加革命活动。然而就如胡景铨所说：“他想干什么事情就干什么事情，谁都改变不了。”这种直爽而又倔强，敢做敢为，认准一条路就义无返顾的刚烈性格，使他具备了不畏强权的气魄和勇往直前的精神。4月下旬，在西安这个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地方，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西安学生在民乐园殴打戴季陶的事件，进行了反对蒋系势力入陕的罢课活动。
从九一八起，景铎通过到南京请愿、在家乡组织武装、参加一系列活动等，越发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更以大哥胡景翼将军为榜样，决心投笔从戎，走爱国革命的道路。他经常对朋友说：“好男儿爱国爱民，志在四方；大丈夫不受人怜，要把热血洒在疆场”。
1933年初，日军在山海关制造事端，企图侵占华北地区，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国民党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将军率部顽强抵抗，重挫日军，威震四方。此前，景铎便率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投奔关麟征部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编辑本段]浴血抗日
1933年，胡景铎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师特务连当兵，后升任班长、副连长，在部队受到了锻炼，并时刻准备在抗日战场一显身手。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命令二十五师撤离抗日防地，并在二十五师清查共产党组织，这种倒行逆施的作为，使景铎大失所望，也感到极为愤慨，觉得这儿不是他的久留之处，便离开了该师，回到家乡，当时，他五哥胡景通在榆林任国民党八十六师骑兵团团长，他想从他五哥那里拉出一支队伍上前线打日本，但胡景通说他年龄太小，不能带兵，就送他到榆林中学（时称省立第六中学）学习。次年9月他重返西安，找到中共陕西地下党负责人，要求到陕北找习仲勋参加革命。地下党组织不赞成他去陕北，认为他去国民党部队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鼓励他利用大哥胡景翼旧日的关系，再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为革命和抗日掌握武装。景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地下党组织的批示下前往绥德，参加了高桂滋的国民党第十七军八十四师。由于高桂滋是胡景翼的老部下，曾得到胡景翼的扶助和保护，和胡家交谊很深，所以对胡景铎非常器重。1935年8月，高派他到洛阳军官学校（第四期）去受训。同时派去的还有李振华、张亚雄、史华等人，他和李振华编在第二大队第六队。他俩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抗日救国、追求进步的共同志向使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李振华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军校学员三千众，知遇畏友数更生”。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李振华一直是景铎的得力助手。
在军校里，景铎经常鼓励好友们练好本领，做番报效祖国的事业。从西北去的学员都喜欢亲近景铎，他们经常在一起怒斥日本侵华的暴行，指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景铎对一些教官打骂学员的行为很反感。一次，在操场训练时，一位值星官训斥他说：“胡景铎，你不要摆少爷架子”。他义正辞严，反唇相讥：“我是当兵的，不是少爷，是老爷出身”！
1936年7月，景铎从洛阳军官学校受训毕业后回到高部任学兵连连长。为了培养一支抗日军事骨干，他将经过部队锻炼思想进步和有文化的士兵以及从榆林、关中招收的一批中学重重编入刚成立的学兵连，积极进行整训。
高桂滋在陕北与红军作战中屡受挫折，深感“剿共”没有前途。1935年12月，经过谈判，高桂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和红军的进攻，因而在八十四师部队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高涨起来。
1936年末，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向高桂滋发报，高复电拥护西安事变的八大主张。西安事变的第二天早晨，高桂滋就向部队官兵公开讲“谁救国我们就跟着谁走”！这对部队影响很大，尤其是学兵连这一批富有爱国之心的青年官兵更是群情振奋，积极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大主张，仇蒋反蒋情绪越来越高。胡景铎趁此时机向学兵们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蒋介石对日妥协的罪行，宣传爱国思想。他们在学兵连大门前，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还在操场竖起“我们要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