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铎同志是一个由民主主义革命者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人物。他的一生，贯穿着一条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进而参加革命的主线，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他始终保持着对进步的热烈追求。横山起义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自那时起，他不计名利、勤恳踏实地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后半生。
    我与胡景铎同志相识于1958年末，当时，我从省委调到刚刚成立的省经委交通处工作。正值大跃进期间，交通运输异常紧张，省经委负有对全省经济工作综合平衡的职责，理所当然地要经常和交通厅打交道。胡景铎同志当时任主管运输的副厅长，因此，工作上的接触比较多。
    在此之前，我对鼎鼎大名的“胡老六”闻名已久，想象中，他该是一个长于夸夸其谈和发号施令的领导人。但多次接触之后，才感到我这先入为主的“判断”有失偏颇。在先后的工作接触中，我深切感到胡景铎同志是一个勤恳踏实、事业心很强的领导者，他热爱交通事业、勤于思考、有相当的远见卓识。工作中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团结人，对工作总是“扑”着向前干。回想起来，给我较为突出的印象主要是：
    一、襟怀坦荡，率真赤诚。他是一个典型的红脸汉子，不论在工作上或是生活中，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曾对我说：“毛主席要求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忠实积极。咱从入党那天起，不管做什么，水平高低不敢说，这八个字敢说问心无愧”。工作中总是直抒自己的意见，有时领导的决定和他的意见不一致，同样照决定执行，从不说二话。他常说，干革命首要一条是把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摆正。60年代前期，杨拯民同志在陕西任主管工业交通的副省长，人们都知道，胡任骑六师师长时，杨做过副师长，但从他的态度和言谈中，从来未把这种关系表露过，不但当面十分尊重，背后谈及，也总是以杨副省长相称。有人提及此事，他郑重地说：“这是组织问题，不是个人关系，这一点绝不能马虎”。“文革”前夕，主要是中央五月工作会议以后，工作中对他的对待上出现一些问题，心情不大愉快，但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记得一次在榆林，因为白天路过横山，去波罗看了他当年起义的旧址，晚上闲谈中，他对我说：“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做得坦然。一是起义，是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之初，那时敌强我弱，是‘革命’二字促成了这次行动。绝不是后来有些人胡说的什么兵临城下，或是自己在那里混不下去了，才投向革命的。二是参加革命后，在工作安排上，从没讲过二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工作好坏，有水平问题，但个人态度，绝对对得起共产党员这四个字”。
    二、从不在群众面前摆架子，待人接物，平易近人。胡景铎同志作为一个高级干部，不论到哪里，总喜欢找工作们交谈，征求群众的意见，让大家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因为他不摆架子，工人们都愿意和他谈，有时一谈就围上许多人，他总是耐心地倾听，不论是工作中或生活上的意见，都让大家说完，对有些问题也做些必要的解释。他还能够尽量为他人着想，有一次，我们一同去汉中，在火车上，他对大家说：我睡觉有一个毛病，爱打呼噜，生理问题，请大家谅解，实在太吵了，把我推一下。还有一次在铜川，当时跃进煤矿的矿长是他的老部下，星期日要接他去矿消闲一下。他对来人说：“接不能只接我一个人，要去我们同来的几个人都去”。结果，大家都去了，事情虽小，但反映出他心里装着他人。西安西大街的同成盛祥，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有几次开会晚了，我和他一同去过。那里的炉头，是他的老熟人，每次听说他来了，都要出来招呼一下。几次后，我发现他有些不安，对我说，这是他上中学时，给他包过饭的大师傅，“人家年龄比咱大，不能老让人家来招呼咱”。果然，下次去，他就先去灶房问候了，再坐下来拿馍吃饭。
    三、善于发挥他人的积极性。胡景铎同志工作上经常保持着较高的热情。记得当年搞“工业七十条”试点，推广线性规划等，他都显现了很大的积极性，热情地组织力量，亲自参与研究。60年代，因为运力不足，运输相当紧张，为了保证重点运输任务的完成，车辆调动相对频繁，他多次试用战争年代调兵遣将的方法研究运力部署。至今我还记得他那浑厚的声调：“这些车靠过来，在这个机动位置上，机动灵活，可以避免被动”。大跃进前后几年，每月在省政府黄楼会议室平衡月度运输计划安排。每次汇报时，他总是先介绍一下总的形势，然后让其他助手们分别汇报运力部署、重点物资运输安排等情况。煤运紧张时，他经常住在铜川，有几次还蹲在公路边上，观察研究车辆运输情况。在我的印象中，他对工作总是很热情，从不推诿，有时遇到困难，也很少沮丧，总是找些人共同商量，研究对策。
    胡景铎同志离开我们20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头脑中反映出来。我感到，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上，他确是个相当典型的红脸汉子，是个乐于了解他人、也不拒绝让他人了解自己的人。

原作者： 冯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