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梅：
    你最近的信我看了。关于你入党的问题，我提出如下的看法和作法：
    （1）入党是一个人很重要的政治生命问题，要重视，而且观念要“纯”，“立党为公”，不是什么简单的个人荣誉问题。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家的孩子够党员的条件而入不了党，确实是一个遗憾！我到现在认为你是一个好孩子，可以培养为铁梅式的女儿，而且我认为你比你哥哥们都还强些。但你千万不能骄傲，我是说：“要时刻用模范人物的标准来检验自己，向他们学习。”在这一点上你是有希望入党的。
    （2）我的弟兄辈，有革命前辈。胡景翼，那确实是在旧民主革命直到新民主革命（衡量的标准是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倡导者与实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当然他所处的时代也只能那样（他1925年就逝世）。我1946年到延安时，延安组织上，还在大街上写有“向胡笠僧先生学习”的标语。我党有许多领导同志，如邓小平同志、徐向前同志，都在他的部队中工作过（邓在国民军史可轩师作政治主任，徐在国民二军学生大队当领导），组织上都可以去函向其调查。目前在甘肃的王世太（泰）等人也知道。他至少是我党的好朋友，因为在他生前部队中和防区内是支持我党的工运、农运的，在他的部队中有我党的政工人员，在当时中国军队中是独有的（见斯诺夫人所写《续西行漫记•徐向前传》）。我的二哥（胡景瑗），是我党的朋友。在早期八一起义前后和贺龙同志就有深厚的交情。“双十二事变”，八路军一二○师进驻富平，是他大力支持。他1959年逝世，生前是陕西省政协委员。我的三哥名胡景铨，1926年前作过国民军的旅长，此后再未在正规军作过事情。后来回家，杨虎城曾委任他作过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他和刘子（志）丹打过仗，双方互有伤亡。就在那时，也曾由他的部下富平民团总指挥仇佛田，镇压过我在富平一带活动的抗日武装。后来经过杨虎城指示县长米森若，伙同我四哥（也是一个旧军官，已死去6年了），将我捕捉，捆送西安。杨（虎城）当时释放了我，叫我读书，不要暴动。我三哥在家乡买了许多地，成为武断乡里的地主。不过他从1932年后，也再未当官。
    以上都是1932年前的事。
    我的五哥胡景通，曾在陕北邓宝珊部二十二军当过师长、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我1946年搞了兵变（事前有我党指示，部队中也发展和潜伏着许多党员）。这次兵变是中央决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对我五哥来说，那次是（要）直接打垮他的。我也在陕北横山（县）响水—波罗一线和他作过战。1947年后，他就是因那次我们的胜利、他的失败而遭到蒋介石的处分，免了职，调到南京住闲。以后在蒋介石退出大陆之前被释放，回到绥远，带上他的残部随董其武在绥远起义。我原先（1945年前）未和他在一起，是1945年经邓宝珊和高桂滋商量同意，把我从十七军调到邓所部，当时带了1000多人的我的旧部，到陕北当了他的副手（那确实是因为我们在17军时和我党有联系，为师长任子勋发现，我当时任团长，在那里呆不下去了，军长高桂滋当时是民盟分子，采取折衷态度，加上他是我大哥的老部下，也留些人情，因之这样办了）。
    （3）我自从1932年离开家乡后，基本上在外活动，1935年才经咱们党内同志，如杨明轩、刘秉麟（杨生前是人大副委员长，1969年死去，刘现在山东省委）屡次鼓动“利用我大哥胡景翼的关系，找到他的旧部下，打入军队掌握武装”。那时能抓到一连武装也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不到三年就抓了一个独立营，1941年底已成了一个团。所以我党同志一直很重视这支队伍，经常有人来联系，我们也派人到延安抗大学习。我1946年搞兵变（那实际上是党领导的，不过对外不那样讲，叫起义），部队兵变成功后，即由中央决定开到延安，1946年12月（在兵变后两个月），受到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胡宗南匪帮进攻陕甘宁，这支部队一直参战到底。也是一支很能打仗的部队，在兰州时担任申家岭、狗娃山的主攻。这些就是我的家庭兄弟辈的情况。
    我在学生时代，即在党的教育下在党外作革命活动。我是1946年经西北局报中央政治局，后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以无候补期从当年7月起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并领导在我部队当中大约有近百名的地下党员进行兵变准备工作，后于当年10月13日接受党中央批示，举行兵变的。我常常也说我是党的儿子，劳动人民的儿子。有的同志不了解我的经历时说：“你不是工农出身”。我开玩笑说：“我是党代劳动人民收下的干儿子”。这是我的大半生经历决定了的。
    我16岁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