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我从西安师范毕业，暑假后与师源同志到富平县第一高小任教员。在我地下县委负责人邵武轩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团结进步师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与本县反动的保安团团附周公甫进行斗争，发动进步师生驱逐了我校反动校长李献之。1938年元月，师源同志介绍我入了党。同年3月，根据邵武轩同志的指示，师源同志和我开始组织武装，北上抗日。
    当时，日寇已占领我山西省大部分领土，由风陵渡隔河炮轰潼关，形势十分紧张。我们一方面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开明绅士捐粮捐款捐枪械；一方面在庄里镇大南巷张家，以成立“抗日义勇军学兵营”为名设了招募处，很短时间内就有40多名进步青年报名参加。我们对这些青年编了队，由我负责军事训练，师源同志负责政治教育，一边训练，一边等候上级指示。
    正在我们加紧训练，等候上级批示之际，已任国民党八十四师营长的胡景铎回庄里镇探亲来了。由于胡景铎和师源同志原来就认识，关系亦很好，而我和胡景铎也是亲戚，对他比较了解，故他经常来我们这里。从交谈中，我们感到他思想进步，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不满，表现出一定的觉悟。据此，我们在请示上级党组织批准后，将组织起来的40多名义勇军青年交给了胡景铎，师源和我也一起进入该部，后因上级决定师源同志去延安党校学习，就由我负责对胡景铎及其部队做工作。师源同志临别前交待：“长期隐蔽，开展党的工作，团结群众，扩大党在部队的影响，培养积极分子，发展组织，把这支部队早日变成人民的武装”。并由李耀东、师守芳和我组成党小组，我为小组长。
    1938年5月，我们东渡开赴山西省晋南安泽县唐城镇整训，根据师源同志临别前的交待和我党的方针、政策，我向胡景铎提出建议，规定了几项制度：（一）营部办小型俱乐部，组织官兵阅读革命书籍和进步刊物。（二）提倡官兵平等，反对打骂士兵。（三）实行经济民主，定期公布账目。（四）成立宣传队，演唱救亡歌曲，表演进步节目。通过这些制度的贯彻，部队的思想觉悟普遍有所提高，战斗力也有所增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50多人的游击队，由我任队长，专门负责侦察敌情、扰敌、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碉堡等工作。1939年正月初五，敌人四、五百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我营阵地展开进攻。几次冲锋都被我营击退，使敌伤亡很大，但师守芳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1939年秋，日寇第九次进攻我中条山阵地，妄图消灭我抗日力量。敌30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营闻喜县坡岭阵地进攻，被我击退。敌不甘失败，施放毒气，冲入我营阵地，双方展开肉搏，至黑敌方撤，我营伤亡惨重，李耀东同志亦牺牲。这支部队从1938年东渡抗日，由于始终有党的组织活动，按党的政治思想教育训练部队，加之多次战斗都有我八路军的密切配合，因而在灵石、垣曲一带，坚持战斗了4年。
    1942年，我营奉令调河南渑池整训补充，营长胡景铎调后方学习，我营改为辎重营，李振华为营长，我任该营副官。在此期间，我又与雎行之、李济民三人成立了党小组，由我任小组长，继续开展党的工作。1943年3月，经和淳耀县邵武轩同志联系，指示我们“巩固、加强、扩大，为起义创造条件”。我们即积极开展工作，团结了十几名骨干，掌握了一个连的兵力。当时李振华、刘永茂、萧景寿、蒋维新、钟志诚、韩国璋等都是骨干。
    1943年冬，部队调到甘肃固原，我们已是十七军二五二团，胡景铎为团长，李振华为副团长。为反对师长任子勋封锁边区的反动命令，以李振华为首的20几名骨干在固原黑城镇齐家寨北关帝庙内歃血为盟，准备起义，但因与党未联系上，为了慎重，没有举行。
    1945年3月，胡景铎去陕北任职，我便离开该部，进入边区淳耀县，向邵武轩、师源二同志汇报了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这支部队终于在1946年10月13日起义投向人民，这是我们党正确路线的必然结果，是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所致，我们要继续坚持党的三大法宝，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原作者： 刘茂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