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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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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得义愤填膺，愤怒得紧握拳头，高呼口号，对日本侵华暴行表示强烈的愤恨。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严木三受党的指示，在立诚学校召开了追悼会，作了感人肺腑的演说.他介绍了孙中山的功绩,指出中华民族危亡、人民生灵涂炭的严酷现实，号召学生为拯救人民，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道路。4月10日，胡景翼将军逝世。学校召开追悼会，严木三依照胡景翼强烈的民族观念，大讲民族解放的道理。这两次会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革命热情，许多同学纷纷要求加入渭北青年社。受进步思想影响，景铎和一些积极要求进步、向往民主的青年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听时事报告。是年夏在严木三的发动和组织下，以立诚学校一批进步学生为主体，建立了革命的学生组织——渭北青年社立诚分社（即立诚青年社）。
当1926年大革命如火如荼、潮漫全国的时候，立诚学校相继成立了团小组和党小组，也相继涌现了习促勋、邵武轩、白振江、师继周等一大批激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革命活动。在立诚学校任教的共产党员严木三（时任党小组长）一面在校内积极发展党团员，一面带领学生走村串户，进行宣传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鼓动农民起来开展抗粮、抗捐和反霸斗争，年轻的景铎也积极参加到斗争的行列中，担任通讯和纠察，在“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口号声中和习仲勋等一起接受革命的洗礼。6月，在五岳庙斗争恶霸地主张积德的活动中，景铎同习仲勋、白振江等同学一起参加了斗争大会和游行示威，并冲进张积德的家，砸了张家门上“名重梓里”的金字匾和家具，此事被他父亲得知后，就让三哥去叫他，当时他不愿意回去，后来回到家里，被痛打了一顿，但他一声不吭。10月，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的共产党员乔国桢、韩崇正等受中共西安地委的指示来到富平，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学生自治会。1927年春，立诚党小组唐玉怀等人支持索村同盟会会员徐自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伪县长刘麟阁的麦捐棉款的斗争。6月，又发动了交农运动，农民万人，包围了富平县城，伪县长麟阁不得不答应农民减租减公粮的要求。当时富平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成为陕西农运发展较快、作用较大的县份之一。景铎经常和习仲勋、白振江、唐玉怀、宋杰生等同学一起活动，宣讲马列主义，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经常到农民中去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抗粮、抗捐、打击土豪劣绅，开会、讲演、演剧，一些纪念日、红五月活动等他都积极参加。他和同学们搞了这样的活动将近两年，这为他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胡景铎后来在回顾这段少年生活时这样说：“虽然也有些盲从、冲动，但确实在这一段中接触了新鲜事物，也仰慕马列的观念，以效法英雄的思想方法去效法马、恩、列、斯之为人。从而也有些革命的印象”。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雨腥风遍神州。当时立诚学校校长郗敬斋要求学生“勿谈国事”，走“读书救国”的道路，不准学生出校集会、办刊，甚至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但是，学生并未在逆境中停止斗争，党团组织的刊物《向导周报》、《中国青年》仍在学生中秘密传阅，进步青年不断向党组织靠拢。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景铎等积极参加了“驱逐郗敬斋”的斗争。1927年秋，李大钊在北京被绞的消息传至学校，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慨。共产党员宋光涛组织全体同学在十三间楼上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抒发对先驱者的悼念之情，李大钊面对绞刑架慷慨赴死的凛然气节，深深地感动了全体同学，师生们放声痛哭，受到很大教育。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胡景铎的这些活动引起了父亲的不安。父亲胡彦麟因长子胡景翼领兵革命中年亡故，其他几个儿子也都从军在外，他不愿让这个最小的儿子再卷入革命浪潮。1928年秋，父亲因为他“不安分”读书，就把他和侄儿希钟送往苏州，在美国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附中读书。
当时，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对景铎产生很大激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侵略军的突然袭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不战而退，军政大员四散内逃，全国人民对此无不义愤填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青年学生在斗争中起了先锋作用。各地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抗日义勇军，并赴南京请愿，甚至“鹄立于雨雪之中过夜，一任风雨饥寒之肆虐者一昼夜，甚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东吴大学和东大附中数百名爱国学生也结队赴南京示威请愿，景铎和同学们参加了请愿活动，高呼抗日口号，愤怒声讨蒋介石丧权辱国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同时，也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军警对请愿学生的野蛮镇压。
1932年初，胡景铎从苏州回到家乡富平。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派黄子文、陈冠英在三原、富平地区开展救亡活动，组织了灾民自救军、铁血团、牺牲团、义勇军、敢死队等抗日武装，还在三原北郊的武字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景铎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的感召下，决心投笔从戎，抗日救国。景铎与中共地下党员黄子祥、黄子文、马德禄等同志联络，并联系老同学雷兆龙、许秀歧等在富平北区搞武装，从他三哥景铨（时任富、铜、耀三县民团总指挥）那里搞了一些枪支，组织了一支十几个人的武装，不久富平民团总指挥仇佛田逮捕了景铎及一些青年，收缴了义勇军的全部枪支，并将景铎捆绑起来，押解西安，交杨虎城处置。杨虎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因念及景铎是胡景翼的小弟，就送他到西安高中上学，但不准他参加革命活动。然而就如胡景铨所说：“他想干什么事情就干什么事情，谁都改变不了。”这种直爽而又倔强，敢做敢为，认准一条路就义无返顾的刚烈性格，使他具备了不畏强权的气魄和勇往直前的精神。4月下旬，在西安这个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地方，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西安学生在民乐园殴打戴季陶的事件，进行了反对蒋系势力入陕的罢课活动。
从九一八起，景铎通过到南京请愿、在家乡组织武装、参加一系列活动等，越发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更以大哥胡景翼将军为榜样，决心投笔从戎，走爱国革命的道路。他经常对朋友说：“好男儿爱国爱民，志在四方；大丈夫不受人怜，要把热血洒在疆场”。
1933年初，日军在山海关制造事端，企图侵占华北地区，揭开了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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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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