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你的小说始终以西部草原和戈壁为描述对象，你一直生活在西北吗？童年生活是怎样的情形，对你的写作影响大吗？
红柯：我一直生活在西北，在陕西关中农村，到上大学都在关中，大学毕业后又到新疆伊犁工作10年，调回小城宝鸡又是10年，2004年底迁入西安。我的家乡在宝鸡岐山，小时候我是孩子王，带一帮小孩爬遍了这座有名的山。农村孩子能做的事情我都做过，也养成了亲近自然的天性。好多年以后，我写小说主人公基本上是体力劳动者。
马季：很多读者有这样的看法，我也有此感受，就是你的小说画面感极强，生命形态跃然纸上，很鲜活。对你来讲，西部的生命形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红柯：在新疆生活过的人多少有这种感觉，天地辽阔，视野就不一样，人就不那么嚣张，就有敬畏之心。我在大戈壁上，在秃山上行走，植物太少了，如果有一棵植物，其姿势神态就有画面感。不仅仅是眼之所见，那要扎多么坚实的根呀，那就是生命力。在这种地方产生的情感该有多大的穿透力。去年7月我又去了一次新疆，不停地给同行的人指点公路两边，一边是戈壁一边是绿洲，没有过渡、直截了当，完全是跳跃式的地质结构，用文学语言来讲就是诗。诗是跳跃性的，为什么草原民族那么抒情，游牧于大地，时而瀚海时而群山，时而草原，全是动态的，全是活性因素，潜移默化，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就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行动大于思维
马季：和你以往的长篇小说相比较，《乌尔禾》似乎是在更广阔、严峻和复杂的背景下表达了对西北民族文化的诗性理解。
红柯：我是在做这样的努力。《乌尔禾》试图诠释的是，在那片神奇的大地上，一个内心纯洁的人，一旦走进自然、融入神话，其生命力将获得升华，并最终成为神话的一部分，在草原上流传。但神话是永远不能捎走的，作为一种启示和象征，它将永恒在那里，等待你的融入。就像人不能离开空气、鱼不能离开水一样，每个生命都和神话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只不过常常被我们庸常的生活遮蔽住了。
马季：在同龄作家当中，你的创作量还是比较大的，能谈谈你进入长篇小说写作时的状态吗？
红柯：《乌尔禾》之前的几部长篇写的事情离我较远，当然其内在神韵绝对吸引了我。从素材上讲，《乌尔禾》离我就近了一些，我曾经是新疆伊犁技工学校的教师，技工学校大概是所有学校中最有生活气息的，很贴近生活。记得写《西去的骑手》时在新疆，寒冬季节穿薄秋衣，长跑5公里，再冷水浴，身轻如燕，血气贲张，写出的文字很合乎主人公的气质。《乌尔禾》是我迁入西安时动笔的，中短篇写少了，就有精力打造长篇了。
马季：对大自然的尽情描述，对生命现象的大胆歌颂，一直是你小说的基本特征，从《奔马》、《美丽奴羊》到《金色的阿勒泰》，“重塑浪漫精神”是你的人文诉求吗？
红柯：我是个行动大于思维的人，做了许多事情后也不会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职业是教书，每年有许多课要上。我没有详细的创作计划，大概有一个方向，率性而为，比较随意，很少刻意去做一件事。陶行知先生说过，做就是劳力上劳心，写作创作归根到底是一种做，要动手的事情，就不要有那么多的“道理”。你写出来了、写多了，读的人读出了浪漫、读出了写实，这是对的。
想想西部的花儿，各民族的几大史诗、神话、传说，不想浪漫都不行，回避不了的。
西部是表达文学梦的通道
马季：在当代作家中，你的审美世界是独特的，地域文化当然是一方面，主要的还是人文精神，西部只是一种途径和表现方法。对此，你有何看法？
红柯：最早评价我创作的是李敬泽，1997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飞翔的红柯》。其中就讲新疆绝对是红柯想像世界的新疆。多少人写新疆，就有多少个新疆。文学本身就是作家创造的第二现实。也正如你所言，西部是我表达文学梦想的一个途径与通道。想像必须有所依托，必须有根。
马季：在《哈纳斯湖》、《西去的骑手》、《库兰》等一批作品中，你尝试开掘“英雄史诗”的精神内涵。这个宏大的精神，除了描述“西部地域历史风情”之外，对今天的物质世界意义何在？
红柯：可以这样理解，物质世界本身是艺术的原材料，艺术本身就是加工，就是一种工艺,即古文论。文心才能雕龙，不是雕虫，不是小技，材料无优劣、无大小，关键是成形后的气象与神韵。中国志人志怪小说中，《搜神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