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敬泽

红柯，陕西宝鸡岐山人氏。但骨子里，他是个新疆人，刻骨铭心的岁月是在新疆度过的。当然，新疆之于纵横红柯不是地理概念，是一种状态，一个梦想，如诗如歌如酒浑莽博大纵逸癫狂。

红柯1996年在《莽原》上发表了《表》。在1997年，《表》似乎已被遗忘，或者根本就不曾被看到，但它或许是1996年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一切始于零点，英国人带来的“表”出人意料地瓦解了拉达克这个克什米尔高原上神秘圣洁的王国。某种世界秩序隐藏于嘀嗒作响的表，控制了另一个世界的太阳与月亮、心灵和生命。显然，由此可以铺张出大块的殖民、后殖民文化分析，但我怀疑红柯可能对这一套毫无兴趣，他用“心”写作，很少用“脑”，《表》是他最聪明的作品，但即使在这里，人们看到的也不是“思想”，而是日升日落、草木荣枯的世界在钟表刻度盘上的巨大眩晕。

用“心”写，因为红柯多血且血热，他在沙漠、岩石、羊群、奔马、飞翔的鹰以及大雪的冬日和雪夜的火炉中感到了流畅奔涌的热血。血的热度是作为小说的红柯写或不写的根本原由。

后来，红柯写了《奔马》（《人民文学》1996年第11期）、《美丽奴羊》，还有《鹰影》，凭着这几个短篇，他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是马上诗人，醉醺醺的，唱着狂热的歌。红柯歌唱新疆，这使他的小说有一种异乡情调。新疆或西藏是中国人内部的远方，比起纽约或巴黎，它们更远也更近。红柯的新疆永远在奔跑和飞翔，生命似乎失去重量和质地，化为至轻与至快。《奔马》中的司机，《鹰影》中的男孩和母亲，《美丽奴羊》中的屠夫和科学家，在某一瞬间沉重的群山和大地，如电如风，畅然沉醉。这一刻就是人们心中的“新疆”。

似乎是为了追捕这一刻，红柯的小说贯彻着响亮的速度感。红柯同代人的小说观念中普遍缺乏速度，所以我们有许多蜗牛一样慢的“先锋”。而在红柯这里，速度是小说和生命的根本秘密。山阴道上，目不暇接，这是一种速度。但红柯的速度常常是乱石滚滚，疾风猛雨，这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如《奔马》、如《美丽奴羊》的某些章节，磅礴激越，疾而有致；在红柯的最糟状态中就不免马蹄声碎，章法大乱。训练和驾驭这匹“奔马”，仍是对红柯的重大考验。

红柯在1997年还写出了《过冬》，这是有关一个老人和他小屋中的火炉的冬日故事，乌沉沉的煤化为精灵的火，历尽沧桑的老人在飘雪的时节进入了最轻、最纯之境。语调竟明显地低了、静了，狂奔的速度变为雪夜中的衔枚疾行。红柯似乎是以他迄今最好的小说解除人们的疑虑：铺绵扬厉的姿态、高八度的声调也许再热就成了宏大的夸张，热到极处则为壁立千仞的崖刻。

也许还该谈谈红柯的文字。但关于红柯的语言，关于那些奇崛的比喻和通感，我似乎不必饶舌，因为据我所知，所有读过红柯小说的人对此都像挨了一顿痛揍一样印象深刻。

2001年红柯写了长篇《西去的骑手》和中篇《哈纳斯湖》。《哈纳斯湖》是关于迁徙和安居的“史诗”。《西去的骑手》生于这偏僻之地，奔马般的语速，断然鲜明的意象，回还咏唱的结构，古风犹存的仪式战斗，强悍、天真的人，对生命无限珍爱而又视如草木，这一切构成独特的审美世界和伦理世界，它不属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小说传统，也不属于“历史”，它属于“民间”。我们的小说已经受到了现代主义以降的西方文学“知识”的深度麻醉，在《西去的骑手》之前，有莫言的《檀香刑》，小说家们反出围城，奔向田野，我认为这是2001年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2004年红柯出版了长篇《大河》。在《大河》中红柯有惊人壮志：他要写一部史诗，其内在规模近乎于创世———他逆流而上，想象和书写万物的神性、人的神性，那是巨大的梦想，是美和壮丽，是无尽的孤独。相对于这个时代，红柯如同那只来自北冰洋的白熊，身上混杂着真实和幻觉，他从远方走向我们，他携带着古老记忆的威严力量，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激情洋溢地肯定世界，但这种肯定同时也是对世界不屈的神视和质疑。